孫元良晚年談及淮海戰役，盛贊杜聿明：光亭兄不愧為一誠實軍人

1949年初，南京下關碼頭那個慘樣就別提了，天上下著冰碴子，地上全是逃難的人。

人群里縮著個滿臉胡渣的中年男人，身上裹著件不合身的商人長袍，眼神跟受驚的兔子似的。

這人誰??？

剛從淮海戰場幾十萬死人堆里爬出來的第16兵團司令，孫元良。

按老蔣那動不動就“軍法從事”的脾氣，這位丟了幾萬兄弟只身跑回來的敗軍之將，基本預定了一顆花生米。

可誰能想到，這孫元良戰戰兢兢走進總統府，出來的時候不僅腦袋還在脖子上，兜里還揣了張去四川重建第16兵團的委任狀。

救他這條命的，不是他那雙出了名能跑的“飛毛腿”，而是一封從戰俘營邊緣發出來的電報。

發電報的人，正是已經被俘的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

這事兒吧，說白了就是一場“老實人”給“滑頭”買單的黑色幽默。

咱們把日歷翻回到1948年12月6日。

那幾天的淮海戰場，對于杜聿明集團來說，真就是到了喝涼水都塞牙的地步。

老蔣在南京坐著真皮沙發微操，非逼著杜聿明帶著邱清泉、李彌、孫元良這三個兵團去救黃維。

結果黃維沒救出來，這哥幾個自己也被包進了“餃子”里，困在了陳官莊。

那天晚上冷得要命，北風跟刀子似的往領口里灌。

杜聿明把指揮部設在一個破村子里，還沒喘口氣呢，邱清泉和孫元良就撞進來了。

這倆人平時一個是“邱瘋子”，一個是“飛將軍”，這會兒全成了霜打的茄子。

邱清泉一進門就把軍帽往桌子上一摔，嚷嚷著這仗沒法打了，再打就是給共軍送裝備。

孫元良也在旁邊敲邊鼓，說側翼已經被穿成了篩子，再不跑大家全得交代在這。

杜聿明看著這倆活寶，心里跟明鏡似的。

其實他比誰都清楚，老蔣那個“向南攻擊”的命令就是催命符，但他畢竟是黃埔一期的老大哥，愚忠思想作祟，一直在硬撐。

三個人后來又去了李彌那兒碰頭。

屋里倒是生著火盆，可四個人的心全是涼透的。

這時候，平時最喜歡見風使舵的孫元良突然硬氣起來了，拍著桌子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現在只有突圍一條路，再猶豫就是死路一條！”

這話要是早三天說，沒準還能成。

可眼下包圍圈鐵桶一般，往哪突？

杜聿明在那兒盤算半天，說了句大實話：突圍就是潰敗，重武器全得扔，跑出去也是一群叫花子，怎么跟南京那位“老頭子”交代？

但看著手下大將們那絕望的眼神，杜聿明最后還是心軟了。

他嘆了口氣，下達了那個后來被無數軍迷反復討論的命令：全軍分頭突圍。

這一刻，這四個人的命運就算是分道揚鑣了。

散會后，李彌回到自己地盤。

這人是個典型的“人精”，心思深得狠。

手下師長們一聽要扔下重裝備跑路，立馬炸了鍋，紛紛抱怨太倉促。

李彌眼珠子一轉，來了個“緩兵之計”：讓邱清泉和孫元良先跑，咱們看看風向，明天天亮再動。

這就好比幾個人約好一起沖出著火的房子，李彌卻躲在門口，想看別人能不能沖出去，要是別人被打成了篩子，他就不動了。

再看邱清泉那邊，那才叫一出大戲。

邱清泉本來也是想跑的，可剛回到司令部，他的第74軍軍長邱維達就沖進來了。

這邱維達是個硬骨頭，指著鼻子罵：“這是逃跑主義！

咱們第2兵團是王牌，丟了坦克大炮跑出去算怎么回事？

要死也得死在陣地上！”

這一頓罵，把邱清泉那股子傲氣給罵醒了，或者說是把他那點虛榮心給架起來了。

他本來就是個極度好面子的人，一想自己堂堂王牌軍像耗子一樣亂竄，確是丟人。

于是，這位“瘋子”將軍腦子一熱，又跑去找杜聿明，說不跑了，要跟共軍死磕到底。

這時候，最精彩，也最諷刺的一幕出現了。

當李彌在觀望、邱清泉在變卦的時候，最不被看好的孫元良，卻展現出了驚人的執行力。

他回到第16兵團，連句廢話都沒有，直接下令：別管友軍，今晚就走，向西突圍，目標武漢！

為了跑得快，他干了一件特別絕的事兒——直接切斷了跟杜聿明指揮部的電話線，讓報務員關機，主打一個“全員失聯”。

那天晚上八點，孫元良的部隊像受驚的野馬一樣沖出了陣地。

而此時，杜聿明和邱清泉已經反悔，決定取消突圍。

杜聿明拼命給孫元良打電話、發電報，想把他叫回來，可那邊除了滋滋的電流聲，連個回音都沒有。

有人說孫元良是故意切斷聯系，也有人說是戰場混亂通訊中斷。

孫元良晚年自己辯解說，兵荒馬亂的，電話線被炸斷很正常。

但不管真相如何，結果就是：孫元良帶著一小股部隊跑了，雖然大部隊被打散，但他自己靠著喬裝打扮，硬是從幾十萬大軍的包圍圈里溜了出去。

而留下的杜聿明、邱清泉和李彌，徹底悲劇了。

幾天后，總攻開始，邱清泉被擊斃，杜聿明被俘虜，李彌倒是機靈，最后關頭也化裝逃了。

故事講到這兒，似乎就是個“自私者生存”的劇本。

但真正的反轉，發生在孫元良逃回南京之后。

按理說，三個兵團約定行動，你孫元良一聲不吭自己先跑了，導致全線崩潰，這罪名夠槍斃十回。

孫元良自己也是提心吊膽，覺得自己這次肯定是完了。

可就在老蔣準備雷霆震怒的時候，一份電報擺在了他的案頭。

發報人是杜聿明。

這是他在被俘前發出的最后幾份電報之一。

在電報里，這位敗軍之帥沒有推卸責任，也沒有痛罵孫元良擅自逃跑，而是平靜地匯報：第16兵團的突圍，是奉了我的命令執行的；后來的計劃變更，是因為通訊中斷沒能及時通知到孫元良。

這一紙電報，字字千鈞。

它把孫元良從“臨陣脫逃”的罪人，變成了“奉命行事”的幸存者。

哪怕是再那個爾虞我詐、派系林立的國軍圈子里，杜聿明的這一舉動也堪稱“異類”。

他明明可以把黑鍋全扣在孫元良頭上，說是他擅自行動打亂了部署，這樣或許能讓自己在老蔣那兒稍微好看點，或者至少在歷史上留個“非戰之罪”的名聲。

但他沒有，他選擇了把責任扛在自己肩上，保全了那個“先跑的朋友”。

多年以后，孫元良在回憶錄里提到這段往事，感慨萬千地說：“光亭兄（杜聿明）不愧為一誠實軍人?！?/p>

這句“誠實”，在那個成王敗寇的年代，顯得格格不入，卻又振聾發聵。

那場戰役，國軍輸掉的不僅僅是幾十萬軍隊，更是輸在了人心渙散、各自為戰。

李彌的算計、邱清泉的狂妄、孫元良的投機，構成了那個腐朽政權的縮影。

而杜聿明最后的這點“厚道”，雖然沒能挽回敗局，卻成了那段灰暗歷史中，為數不多的一抹亮色。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荒誕，最老實的人進了功德林，最滑頭的人卻活成了人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