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億芯片580億索賠，被荷蘭搶走的權與利，中國要連本帶利討回來

最近，半導體圈發生了一件可能足以載入商業教科書的大事。

如果說，過去的中國企業早已習慣在技術上被西方卡脖子”，那么這一次，劇情則發生了一些微妙的反轉。

今年9月底，荷蘭政府突然祭出了一部塵封已久的法律，1952年的《商品供應法》。這部誕生于冷戰初期的法律在半個多世紀后被重新激活，理由無非是老生常談的“國家安全”。

一夜之間，雖然中國母公司聞泰科技依然持有安世半導體的全資股份，但實質的控制權卻被強行剝離。

沒有商業談判，沒有股權轉讓協議，甚至沒有合理的補償機制，荷蘭經濟事務部直接接管了安世荷蘭的核心決策權，并禁止公司資產向中國轉移。

緊接著，荷蘭企業法院又通過緊急聽證會，直接罷免了聞泰創始人張學政的安世CEO職務，并將股權投票權移交給了一位所謂的“獨立管理人”。

這一套組合拳下來，意圖非常明顯：把中資踢出局，把控制權留在歐洲。

對于任何一家出海的中國企業來說，這都是噩夢級的情景。

你花真金白銀買下的資產，在合規運營多年后，對方卻突然掀翻桌子，而且告訴你：“這桌菜現在歸我了，你只能在旁邊看著。”

如果你以為這就結束了，那就太低估這場博弈的殘酷性了。

為了逼迫中方徹底放手，安世荷蘭總部又使出了一記殺手锏，斷供。

從10月底開始，安世荷蘭就停止向安世中國的制造基地，也就是東莞工廠供應晶圓了。

如果半導體制造比作是烤面包，沒有晶圓，就等于沒有面粉，工廠停擺似乎只是時間問題。

安世荷蘭的算盤打得很響：只要卡住上游原材料，下游的中國工廠就不得不屈服，甚至可能還會因為無法交付訂單而面臨巨額違約，最終滿盤皆輸。

然而，現實的發展卻完全出乎了他們的意料。

最新數據顯示，即便在被安世荷蘭斷供的情況下，從10月中旬至今，安世中國的東莞工廠依然向全球800多家客戶交付了超過110億顆芯片。

雖然這個數字相比巔峰時期下降了大約14%，但在斷供的大背景下，這樣的產能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工業奇跡了。

這說明什么？

說明了中方團隊顯然對風險早有預判。

說明了安世中國的庫存管理韌性足夠強大。

說明了中國供應鏈的重構能力非同小可。

更重要的是，在遭到安世荷蘭背刺之后，安世中國已經啟動了“B計劃”。

110億芯片580億索賠，被荷蘭搶走的權與利，中國要連本帶利討回來

據透露，安世中國的東莞工廠正在加速驗證國內的晶圓供應商。雖然這個過程通常需要漫長的周期，但現在安世中國的目標是：將它壓縮到6個月以內。

如果一切進展順利，預計最快到2026年一、二季度，國產晶圓將有望開始大規模補位。

這110億顆芯片，不僅是保住了全球汽車供應鏈的一條命，更是中方談判桌上最有分量的一枚籌碼。

有你當然最好，但即便沒有，我照樣能活下去。

面對荷蘭方面的搶權和斷供，如果中國只是一味地譴責，那在國際商業叢林中是毫無意義的。

因此，聞泰科技這次選擇了最專業、也最狠辣的反擊方式，也就是訴諸法律與金錢。

據《南華早報》報道，聞泰方面于近期釋放了一個重磅信號：如果雙方的商業爭端在6個月內無法通過談判解決，聞泰將依據中荷兩國在2001年簽署的《投資保護協定》，發起國際仲裁。

索賠金額是多少？8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580億元。

這個數字不是張口就來。它包含了安世半導體的資產價值、未來的潛在收益損失，以及因為荷蘭政府的違規干預所造成的品牌與市場傷害。

為了打贏這場仗，聞泰科技已經在布局頂級的法律團隊。

從引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資深法律專家Sophie Shen出任總裁，到聘請北大法學院退休教授、原中國商法學研究會會長甘培忠擔任獨董，聞泰的排兵布陣十分清晰。

既然你荷蘭用所謂的“法律條款”來搶我的控制權，那我就用“國際條約”來讓你付出代價。

如果你不讓步，那就賠錢。

500多億人民幣的賠償金，足以讓任何一個政府在還手之前都得掂量三分。

中荷兩國的這場安世半導體風波，可以說是中國企業在全球化進程中必然會經歷的一道分水嶺。

110億芯片580億索賠，被荷蘭搶走的權與利，中國要連本帶利討回來

過去，中資出海往往更多關注“買得起”，以為只要資金到位，那技術和市場自然就是我們的。

但現在，現實給我們補上了殘酷的一課，“買得起”只是第一步，“守得住”才是真本事。

面對地緣政治的沖擊，僅有資本是不夠的，僅有產能也是不夠的。

中國企業必須學會運用國際法律武器，必須建立起即使脫離了原產地也能獨立運轉的供應鏈備份，必須擁有在桌子被掀翻時，依然能讓對方付出慘痛代價的能力。

110億顆芯片的堅持，是為了生存；而580億元的索賠，則是為了尊嚴，更是為了立規矩。

中荷圍繞這場安世之亂的博弈還沒結束，但中國企業顯然已經不再是那個任人拿捏的沉默投資者了。

既然權與利被搶走了，那么連本帶利討回來，便是天經地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