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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劇《長生殿》
獲文華大獎的一點啟示
曲潤海/文
第十三屆文華獎獲獎劇目公布,感到有幾個“突然”,其中一個“突然”是,文華大獎的榜首是上海昆劇團演出的《長生殿》!
為什么感到突然呢?
這些年我們在戲劇創作中,大力提倡原創。可是仔細一想,并不是所有戲劇品種、所有劇種的各個部類,都能原創,戲曲就不可能。戲曲之所以稱作戲曲,就是因為它有相對固定的音樂,包括唱腔、曲牌、鑼鼓經等,如果一個新創作的劇目,音樂全是新的,觀眾就不認可你是某種戲曲。我第一次看大理白劇《阿蓋公主》時,以為是一部民族歌劇,白劇音樂家張紹奎說是戲曲,因為它是白劇的音樂,白劇音樂有“三腔九板十八調”。我參加文華獎評獎時,也曾建議把贛南采茶戲《山歌情》,歸到歌劇評。歌劇評委們認為還是戲曲,結果評成了戲曲文華大獎。這幾個事例,使我進一步清楚了,戲曲離不開音樂。搞戲曲創作要尊重戲曲藝術的規律,不加分析地追求什么都原創,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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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是一個古老的劇種,是完美的文雅的古典藝術。它有自己的文學劇本,有自己的音樂,有自己的舞臺美術,有自己的表演程式,有自己的演出規制。完備也使昆曲受到束縛,在清代中葉,它作為雅部與花部的競爭中失勢,到民國年間衰落得沒有了專業團體。但它并沒有消亡,而是保存于京劇和其他大劇種里,保存在民間。五十年代一出戲救活了昆曲,接著又成立了一批昆曲劇團,現在還有七個。隨著昆曲作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受到了國家的重視,受到了保護。但昆曲究竟如何保護、傳承、創新,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如保護什么、如何保護?如何創新或新創、原創?如何走市場?能不能轉企改制成產業?昆曲人才能不能“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這諸多問題,對于一些古老劇種,同樣存在。
上昆《長生殿》的演出,對其中部分問題進行了實踐,而且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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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長生殿》的演出,把五十出調整為四本三十七出(有的一出又包括原來的好幾出),每本第一出都是“傳概”,既概括地綜述上一本的內容,介紹這一本的大意,末尾提醒“且看第x本”,可以稱得上“全”(當然不是十足的全)。經典劇目的演出,也很難完全原樣子,畢竟時代不同,演員不同,理解不同,闡釋不同,觀眾也不同。現在的《長生殿》演出本,雖然是洪昇的,但唐斯復先生進行了整理,下了一番“修舊如舊”的功夫。有些部分前后挪動,如 “進果”“盤舞”與“權哄”前后調換;“合圍”與“夜怨”“絮閣”調換,而與“偵報”銜接;“彈詞”之后只留下“仙憶”“見月”“覓魂”“寄情”“補恨”“得信”“重圓”。共刪掉八出,即“偷曲”“獻飯” “私祭”“看襪”“驛備”“ 改葬”“慫合”“雨夢”,這八出中或沒有李楊,或李楊的戲很少。只保留了沒有李楊的“進果”“罵賊”和“彈詞”。這樣整理調整,體現了唐斯復和導演曹其敬們對《長生殿》的把握與藝術追求,即以李隆基楊玉環愛情為主軸。刪掉的部分,并非認為不好,有些世態人情寫得十分精彩,但與主軸不大緊密,刪掉既能突出主軸,又使得演出流暢。這種調整,文華獎評委們是肯定的,因此給了文華大獎,這是自有文華獎以來的第一次,自然是一個突然。整理不是原創,也不是新創。它是一種出力不討好的工作,但唐斯復們成功了,因此也討下了好。其實全本《長生殿》的演出,是對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昆曲劇目的一種有效的保護。它起了示范的作用:《長生殿》這樣保護,受到了國家的褒獎,其他古老劇種的經典劇目,也應該這樣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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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典劇目的整理相關的是對傳統劇目的改編。第十三屆文華獎獲獎劇目中有幾個是對于傳統戲的創新性的改編。如《成敗蕭何》(上海京劇院)、《李亞仙》(重慶市川劇院)、《九斤姑娘》(浙江越劇團)、《東吳郡主》(廣東潮劇院)。我所以把這幾個劇目稱為創新性的改編,是說原來就有相關的劇目,它們不是白手起家的新創,但它們又與原來的相關劇目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種費了很大心血的創作。豈止戲曲如此,本屆獲文華獎的舞劇和歌劇,如《風雪夜歸人》(廣州芭蕾舞團)、《霸王別姬》(中央歌劇院)、《王昭君》(湖北省歌劇舞劇院)、《1699?桃花扇》(中央音樂學院、江蘇省演藝集團)等,不也都有同名的原有劇目嗎?我這樣說,難免有貶低劇作家之嫌,因為現在有一些劇作家不愿意承認自己做了改編的工作,甚至有人提議以后不要提“三并舉”了,有“兩并舉”即現代戲和新編歷史戲就夠了。在廣州遇著劇作家羅懷臻,我問他《李亞仙》算不算改編的戲,他說當然是,好多成功的戲都是改編的,他沒有覺得改編低人一等。那么為什么不少劇作家覺得改編低人一等呢?這和這些年政府和相關部門很少提倡整理改編有關。在歷屆文華獎獲獎劇目中,整理改編的劇目最少,與另兩舉不成比例。文化部藝術司前幾年已經和中國戲曲現代戲研究會開了戲曲現代戲創作學術研討會,已經和中國戲曲學會開了歷史劇創作學術研討會,還沒有開過整理改編學術研討會。最近藝術司有了開一次整理改編學術研討會的考慮,我建議借著《長生殿》等劇目獲得文華獎的熱度,盡早開成這個會,晚了就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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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種改編,即根據文學作品或其他藝術形式的作品進行改編,也是戲劇創作的一條途徑。本屆獲文華大獎的《我那呼蘭河》就是代表作之一。劇本主要是從《生死場》改編的,卻又不完全是照搬小說。全劇的背景,總離不開呼蘭河。《我那呼蘭河》的人物是很集中的,一共七個:王婆、趙三、金枝、鐵鐘、二里半、李青山、成業,王婆是中心人物。小說中寫的女人有一大伙,戲里只留下王婆和金枝,而且用移花接木之法,把別人家的金枝變成王婆的女兒。王婆的兒子鐵鐘本來早夭亡了,戲里卻讓他死而復生,而且讓他當了一個好土匪,成了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一股力量,最后被日寇槍殺。趙三保留了原來的面目,只是最后腿被日寇打殘了,他的兒子平兒則刪掉了。二里半一家只留下二里半一個人,他的麻面婆、羅圈腿兒子以及老山羊都沒有進戲。成業沒有像小說那樣寫他娶了金枝以后不把她當人,而是像話劇《生死場》那樣有情有義了。李青山戲不多,還是原來的地位。這樣就由這些人構成了《我那呼蘭河》的故事。這樣,《我那呼蘭河》改成了一部深沉厚重、具有震撼力和獨特魅力的成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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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整理經典劇目,改編文學和其他藝術形式為戲曲,還是改編傳統戲,都是戲曲劇目發展繁榮的正途之一。中國戲曲劇目就是這么發展來的,應該繼續發展下去。如果集中搞一次整理改編劇目的演出活動,精品肯定少不了。
2010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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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潤海(1936年10月12日——2025年4月21日),男,漢族,山西定襄人,共產黨員。1957年至1962年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山西省文化廳黨組書記、廳長,文化部黨組成員、藝術局局長,中國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黨委書記。曾兼任中國歌劇舞劇院黨委書記、代院長,中國演出管理中心主任,山西省藝術理論研究會會長、山西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協會理事,文化部文華獎評獎委員會副主任、文化部振興京劇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等。擔任過的社團職務有: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戲曲學會副會長、中國昆劇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昆劇古琴研究會顧問、中國戲曲現代戲研究會顧問。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曲潤海參加工作后主要研究“山藥蛋派” 和“晉軍”作家作品。 1983年后主要研究表演藝術的創作和管理,并參與創辦了表演藝術的全國最高政府獎“文華獎”。
曲潤海筆名沱浪、居平,1960年開始發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評論集《思考·探索·前進》《山藥蛋派作家作品論》,論文集《論綜合治理振興山西戲曲》《論表演藝術的改革與建設》《沙灘戲語》《王府學步》,劇本集《晉風戲稿》《旅燕戲稿》《曲潤海劇本集?古代故事戲劇本》《曲潤海劇本集?現代戲改編劇本》《曲潤海劇本集?傳統戲改編劇本》(上、下冊),詩集《劇壇雜詠》,主編《中國文化藝術叢書》(十卷)等。
曲潤海的戲曲劇本《富貴圖》《桐葉記》《崔秀英》獲文華新劇目獎、文華劇作獎,《金谷園》《日月圖》《蝴蝶杯》分別獲中國京劇節、藝術節、戲劇節劇目獎、演出獎,評論《高昂豪放順暢如流——評文武斌的詩》獲山西趙樹理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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