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周養浩剛被特赦就露出真面目：監獄里的積極都是裝的？

一把本來用來坐人的矮板凳，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里，卻被人當成了家伙事兒。

掄起板凳的那個人叫周養浩，外面人送他一個外號叫“書生殺手”，聽著文雅，下手黑。

他對著一個戴眼鏡的中年男人后腦勺就砸了下去，那股狠勁，是要把人往死里整。

旁邊要是沒個叫宋希濂的反應快，伸手那么一擋，木頭凳子當場碎成幾塊，宋希濂的胳膊也見了紅，不然那個戴眼鏡的，腦袋非開了花不可。

這個差點被一板凳拍死的人，叫沈醉。

旁邊站著跟周養浩一個鼻孔出氣的，叫徐遠舉。

這三個人，擱在幾年前，都是國民黨保密局里響當當的人物，人稱軍統“三劍客”。

誰能想到，當年在外面呼風喚雨的大特務，進了功德林，竟然會因為陳年舊事，自己人跟自己人動起手來，而且是下死手。

這事兒得從1949年說起，那時候解放戰爭打得國民黨節節敗退，最后縮到了西南那幾個省。

毛人鳳心里急，為了守住最后這點地盤，把他手底下最能打的幾張牌都派了過去，徐遠舉、周養浩、沈醉，就是其中的三張王牌。

徐遠舉當了保密局西南特區的區長，周養浩是副區長。

官場上，正副職天生就不對付，這兩人更是八字不合。

徐遠舉是黃埔軍校出來的，打仗的底子，脾氣跟炮仗一樣，一點就著，干事喜歡一馬當先，人送外號“徐猛子”。

他打心眼兒里瞧不上周養浩，覺得周養浩能當上這個副區長，純粹是沾了他老婆的光，他老婆是毛人鳳的侄女。

在徐遠舉看來，周養浩就是個躲在辦公室里搖筆桿子的，沒上過陣仗，手上沒沾過血，算不上真正的特務。

周養浩呢，上海法政大學畢業的，正經的科班出身，心思比針尖還細。

他也看不上徐遠舉那一套，覺得徐遠舉就是個有勇無謀的粗人，辦案子全憑一股蠻勁。

一個文化人，怎么可能看得起一個行伍出身的“莽漢”。

兩個人互相看不順眼，在西南特區里，底下的人都得站隊，辦公室里氣氛常年跟冰窖似的。

毛人鳳也知道他倆不對付，就派了沈醉去重慶，名義上是當云南站站長，實際上是去給他倆當和事佬。

沈醉一下飛機，就看見了哭笑不得的一幕：徐遠舉和周養浩都來接機了，可倆人離著有十幾米遠，各站一邊，中間像是劃了條線，誰也不搭理誰。

沈醉把他們分別請到自己住處吃飯，想緩和一下。

結果飯桌上，就變成了訴苦大會。

周養浩跟沈醉抱怨，說徐遠舉破獲“挺勁報”那種大案子，從頭到尾把他這個副區長晾在一邊，功勞全算自己頭上，搞個人英雄主義。

徐遠舉那邊說得更難聽，他說周養浩就是嫉妒，幫不上忙還凈在后面拖后腿，甚至偷偷給毛人鳳打小報告，說他貪污受賄。

這場官司打到毛人鳳那兒，最后毛人鳳想了個“高招”，把周養浩提拔成了西南督察室主任，級別跟徐遠舉平起平坐，但職權上，督察室恰好能管著特區。

這一下，不光沒解決問題，反而讓倆人的梁子越結越深，從暗地里較勁變成了擺在明面上的對立。

他們當時誰也沒想到，用不了多久，一場更大的變故會把他們三個人用一種誰也想不到的方式，死死地捆在一起。

時間一晃就到了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盧漢在昆明通電起義。

一夜之間，昆明城頭變了天，國民黨在西南最后的據點塌了。

這對那些特務來說，昆明從天堂直接變成了地獄。

沈醉當時就在昆明，他腦子轉得快，知道大勢已去。

他想，機場肯定被盧漢的部隊給封了，徐遠舉和周養浩這兩個人肯定跑不掉。

特別是徐遠舉那個暴脾氣，要是讓他開車硬闖機場，八成要被打成篩子。

沈醉一琢磨，與其讓他們白白送死，不如大家一起“起義”，還能留條活路。

于是，沈醉親手寫了一份起義通電，讓云南全省的保密局特務都放下武器，還主動把徐遠舉、周養浩等幾個重要人物藏身的地方告訴了盧漢的部隊。

這份通電后來被刻成新版，印在《云南日報》的頭版上，廣播里還連著播了三天。

這下，沈醉在外面就落了個“賣友求榮”的名聲。

抓捕的人找上門的時候，周養浩倒是機靈，趕緊把軍裝脫了，換了身老百姓穿的藍色絲棉長袍，混在機場想逃難的人堆里。

可那時候查得嚴，他還是被人從人群里給揪了出來。

沒過多久，在重慶的白公館監獄里，這三位昔日的“劍客”又見面了，只不過這次，大家的身份都變成了犯人。

徐遠舉一見到沈醉，眼睛都紅了，咬著牙諷刺他：“你把我們都賣了，怎么自己也進來了？

人家沒給你個官當當？”

沈醉是有口說不清，心里拔涼拔涼的。

他覺得自己是為了保全大家性命的無奈之舉，可在別人眼里，他就是個徹頭徹尾的叛徒。

這份怨恨，從重慶一直帶到了北京功德林，最后才有了開頭那一幕，周養浩抄起板凳要砸死他。

而曾經水火不容的徐遠舉和周養浩，在面對共同的“叛徒”沈醉時，竟然空前地團結了起來。

功德林的日子，就像個大熔爐，把這些曾經不可一世的人物身上的光環都燒掉了，露出了他們最真實的樣子。

周養浩不愧是學法律的，每次交代問題，說話都是字斟句酌，把自己包裝成一個命令的執行者，而不是決策者。

比如談到殺害楊虎城將軍這件事，他把責任全推到蔣介石和毛人鳳身上，說自己只是個傳話的，身不由己。

他這種精于算計的勁頭，一直貫穿了他整個改造生涯。

徐遠舉的變化就大多了。

這個當年殺人不眨眼的“活閻王”，在經歷了一次差點被槍斃的風波后，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轉變。

他開始真心實意地接受改造，還主動攬下了管理所里分發報紙的活兒，每天樓上樓下地跑，成了大家獲取外面消息最快的人。

高墻里的生活也不全是那么緊張。

有時候也挺有意思的。

黃維一門心思研究“永動機”，天天在小本子上畫圖紙；范漢杰填履歷表，在家庭成員那一欄，開玩笑寫自己有“半打老婆，一個班的兒女”；第八兵團司令湯堯，為了能喝到管理所醫務室的止咳糖漿（因為里面有酒精），就天天裝腰疼。

這些過去的大人物，沒了權，沒了自由，用一種有點荒誕的方式活著。

沈醉因為是“起義人員”，一開始在里面的待遇比徐遠舉他們要好一點，這更讓徐、周二人恨得牙癢癢。

直到1960年，沈醉作為第二批特赦人員被放了出去，他和那兩位昔日同僚的命運，才算是真正分開了。

到了1964年，沈醉已經當上了全國政協文史專員，他以這個新身份回了一趟功德林，去看望還在里面的徐遠舉和周養浩。

時間確實能改變很多事。

再見面，徐遠舉和周養浩臉上已經沒有了當年的那種仇恨，反而顯得挺高興。

當沈醉祝他們也早點出來的時候，兩個人還挺有信心地說：“快了，我們很快就出去了，你等著給我們接風！”

可惜，這頓接風酒，徐遠舉最終沒能喝上。

幾年后，他因病死在了功德林。

而那個算計了一輩子的周養浩，一直熬到了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才走出了那扇關了他二十六年的大門。

當周養浩走出大門的時候，他已經是個白發蒼蒼的老人了。

外面的世界，對他來說，完全是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