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5日清晨,北平南苑機場上仍帶著春寒。張治中看到舷梯上先下來的妻子和孩子,一時怔住,轉而感激地望向身旁的周恩來。周恩來輕聲說了句:“家人在這兒,你就安心吧。”短短一句,把張治中從回南京復命的執念里拉了回來,也埋下了二十年后那場特殊告別的伏筆。
張治中與周恩來的交往,最初可以追溯到1924年黃埔軍校籌建階段。那時,一個是政治部主任,一個是教導團團長,工作往來頻繁。周恩來遞給張治中的《共產黨宣言》泛著油墨味,張治中連夜通讀,次日天未亮便敲開周恩來宿舍的門,提出想入黨。“先放放,”周恩來笑著解釋兩黨約定,“合適的時候再說。”對話簡短,卻奠定了此后四十余年的信任。
1945年10月8日的告別宴上,周恩來端起酒杯對張治中說:“延安路遠,你送一程,我放心。”張治中特意帶上了川陜邊招募的便衣排,夜行晝伏護送毛澤東返延安,沿途山路艱險,卻滴水不漏。臨別前毛澤東拍著張治中肩膀:“此行多勞,記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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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權建立后,張治中出任政協常委,待遇不低,生活卻忽生窘迫。1950年盛夏,張家日常開支捉襟見肘,子女硬著頭皮找傅作義借了五百銀元。周恩來得訊后由機要秘書送去六千元現款,并附信一句:“兄之難,弟當解。”張治中握信默然,半晌才說:“這情分,日后怕難還。”
閑暇時,周恩來常拎著沉甸甸的搪瓷飯盒走進張府,一層魚、一層豆腐、一層切得整整齊齊的臘肉片。張治中愛評菜,吃著吃著就評價:“此菜火候略欠。”周恩來哈哈大笑:“下回加兩分鐘。”這種半玩笑半認真,比任何官方場合都顯得親切。
1966年秋,張治中入三〇一醫院。周恩來公務繁忙,每隔幾天讓羅青長捎去水果、人參以及他親筆寫的短條:“珍重。”張治中見信先笑后嘆:“他比我病得輕,卻忙得多。”
1969年4月6日16時30分,張治中病逝北京,享年七十九歲。噩耗傳到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內部一度爭論:要不要舉行告別儀式?有人擔心風向,不愿張揚。請示一路遞到中南海,周恩來當晚批示:“我參加,老友亦要參加。”第二天又補上一句:“通知陶峙岳、董其武。”
4月9日清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氣溫尚涼。周恩來提前半小時到場,環顧禮堂,發覺空座不少,臉色陡沉:“名冊誰擬的?還有幾位?”工作人員忙解釋交通問題,周恩來擺手:“電話通知,十分鐘內到不了就派車接。”不多時,禮堂外汽笛此起彼伏,缺席者陸續趕來。
告別儀式上,周恩來長揖致禮,扶棺片刻,轉身找到張治中夫人洪希厚,叮囑:“有事找丁江。”言簡意賅,卻把后路鋪得明白。散場后,他把禮堂剩余花圈重新擺放整齊,才悄然離開。
時間來到1975年11月,周恩來病重,仍惦念張治中家境。童小鵬受命帶去一筆積蓄,洪希厚推辭再三終被一句“必須完成任務”說服。那筆款后來成為張家度過困難時期的依靠,也成了張治中后人談及最多的溫暖細節。
自1924年黃埔初識,到1969年告別,再到1975年的臨終托付,周恩來與張治中跨越了政黨、戰場與烽煙。他們在合作與分歧中維系的,是一種以國家前途為圭臬的惺惺相惜。歲月更迭,人已長眠,南苑機場那句“家人在這兒,你就安心吧”依舊在不少當事人口中被反復提起——因為懂得,所以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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