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人格障礙，還能學醫嗎？”一名醫學生的親身經歷

本文從第一人稱視角出發，記錄了作者作為一名罹患情緒不穩型人格障礙（EUPD）的醫學生的親身經歷。

來源 | 醫脈通精神科

關于個體被診斷人格障礙后繼續學醫或行醫的心路歷程，相關文獻記載甚少。即便在精神醫學領域，人格障礙的污名化現象也很突出，可能導致這些醫學生和醫生患者被邊緣化。

本文從第一人稱視角出發，記錄了第一作者（E.M.）作為一名罹患情緒不穩型人格障礙（EUPD）的醫學生的親身經歷。她所面臨的困難包括不被外界理解，缺乏相關資料的指導，以及來自他人的貶損態度。盡管如此，作者也認識到了這一診斷的積極面——這些特質可以為她的患者帶來獲益。

根據ICD-11，人格障礙用于描述在情緒體驗和人際關系方面長期存在困難的人群。ICD-11不再細分人格障礙亞型，但保留了「邊緣型模式」的人格特質領域標注，對應于ICD-10 EUPD的一個亞型——邊緣型人格障礙（BPD）。

邊緣型人格障礙的典型特征包括：沖動（如從事危險行為），情緒不穩，強烈而脆弱的人際關系，身份認同不穩定，自傷和/或自殺行為，以及持續的空虛感。BPD經常（但并非總是）與長期的童年期不良經歷或虐待相關。具有「邊緣型模式」標注的人格障礙患者往往感到世界過于激烈，情緒經常不堪重負，普通的生活事件也會引發極端的痛苦。

BPD的概念可以追溯至精神分析學家Adolph Stern的著述。Stern提出，這些患者處于神經癥（傾向于體驗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與精神病性障礙（以脫離現實為特征）之間的「邊緣地帶」。一般認為EUPD預后不良，約75%的患者會嘗試自殺，約10%最終死于自殺。

據估計，4%-15%的人符合人格障礙診斷標準，而針對罹患EUPD的醫學生和醫生的文獻卻極為匱乏。我對探討高年資醫生、住院醫及醫學生人格障礙的相關文獻進行了系統檢索，檢索數據庫包括 MEDLINE、Cochrane、PsycInfo 和 CINAHL，時間范圍從建庫至2025年3月，檢索詞涵蓋「personality disorder*」「EUPD」「BPD」及「physician*」「doctor*」「medical student*」等。檢索到的800篇文章中，有一部分探討了臨床醫生對EUPD的看法，但沒有找到任何專門探討醫生或醫學生罹患EUPD的研究。

我不禁懷疑：我總不能是唯一一個被診斷為人格障礙的醫學生吧？被診斷前，我經常聽到大家對這些患者的負面描述，如「操縱性強」「尋求關注」，甚至帶有貶義的評論，如「這是個典型的PD（人格障礙）！」確實，很多醫生對人格障礙患者抱有負面的態度，甚至認為他們不配獲得與其他患者同等的照護。有研究顯示，急診科醫生經常將人格障礙視為「惡劣行徑的借口」，并給患者貼上「善于操縱他人」的標簽。

這些偏見是否正是導致醫生和醫學生群體中人格障礙研究匱乏的原因？人格障礙是否成了那個「不能說出口的診斷」？我甚至開始懷疑，人格障礙患者能學醫嗎？

親身經歷

我是在讀到我的精神科醫生寄給全科醫生的一封信時，才第一次得知自己的診斷，從來沒有被當面告知。這種情況不少見：超過一半的精神科醫生選擇不直接告訴患者。我不明白為什么他們從來不跟我說，也開始思考是不是連我自己也不要往外說了。最開始，我確實對外隱瞞了診斷，擔心可能帶來的后果。

盡管內心掙扎不斷，但我一直是個勤奮的學生，在學習、考試、獎學金和論文競賽中找到了自豪感和滿足感。然而在大三那年，在一次創傷性的事件后，我的心理健康狀況惡化了，被強制收入院。藥物不是人格障礙的推薦治療方案，但可以減輕一些癥狀，對我而言是一些精神病性癥狀。幸運的是，藥物對我很有效，我很快就出院了。

暑假結束后，我急著復學，卻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病情的嚴重程度，整個人在「完全康復」和「完全崩潰」之間搖擺。這種狀況最終導致我需要接受「執業適格性（Fitness to Practise, FtP）」的評估。對于醫學生和醫生而言，FtP是一個可怕的概念。雖然我在上學時也會因為最后期限或出勤率的問題受到警告，但我從來沒有想過FtP這種事會發生在我身上。

接受FtP評估的過程很難熬，我一度覺得我沒有未來了。學醫是我身份認同的核心組成部分。盡管職業健康（OH）部門評估我狀況不錯，足以恢復學業，但我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為了證明自己「足夠健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掩飾了我的癥狀。也正因如此，我拒絕了休學一段時間來進行康復的選項。這一切還是沒有逃過FtP的眼睛——FtP委員會認定我的行醫適格性受損，定性為「嚴重事件」。我的學業被中止。

我休學了一年，擔心自己還能不能回去上學。我甚至不確定FtP會如何看待我的病情。

一開始，失去學業的威脅，以及未來的不確定性，導致我的癥狀有所惡化。然而，在一位優秀的社區精神科護士和我的支持網絡的幫助下，我開始努力讓自己更穩定。我決定將全部的精力和重心投入到康復中，并嘗試努力治療。接受治療是我康復的開端，給我帶來了希望；在接受治療的過程中，我自己甚至也成為了一名心理健康支持人員。

FtP復審來了。過程還是很難熬；我感覺隨便一陣風都能把我吹倒，考慮到其中的利害關系，這也可以理解。盡管如此，我還是做到了有效地調節和溝通情緒。最終，我被宣布「狀態良好」，并獲準重返學業。

以下為本文共同作者（P.A.T.，精神醫學教授，時任醫學院FtP委員會主席）的分析和復盤：

被診斷為人格障礙并不自動意味著喪失行醫或學醫資格。與所有健康狀況一樣，英國醫學總會（GMC）希望醫務人員接受適當的治療。鑒于人格障礙的循證學治療方法有限，這一點其實并不容易實現。

通常情況下，BPD患者主要通過自傷和危險行為對自己構成風險。然而，患者的情緒紊亂對同事的影響也應予以考慮。此外，一些患者看到醫生或醫學生自己都有自傷的證據（如疤痕），可能會感到不安。

當時，職業健康部門認為E.M.同學已恢復良好，禁止復學可能對其有害。然而，FtP委員會在與其深入面談后判斷其癥狀仍明顯存在，而她本人拒絕休學康復，因此暫停其學業。復審中，因觀察到E.M.同學的自知力和病情較前顯著改善，委員會判定其「狀態良好」，并圍繞后續支持提供了建議。

EUPD的治療

人格障礙通常被視為一類「終身性疾病」。然而，我接受到了辯證行為療法（DBT）這一足以改變人生的治療，它給了我極大的幫助。

DBT是一種有循證支持的BPD治療手段，得到了英國國家健康與臨床優化研究所（NICE）的推薦。該療法旨在培養耐受痛苦、調節情緒和人際溝通的技能，幫助患者構建有價值的生活。我特別希望其他病友也能獲得這種治療，但也存在一些障礙，包括能做DBT的治療師很少。此外，一些開展DBT治療的醫療機構對BPD患者有一個硬性的要求，即近期一段時間內沒有自傷行為，這對于很多患者來說并不現實。

EUPD的其他治療方案包括圖式療法、心智化治療、人際治療和移情焦點治療等，尚無任何一種方法被證明優于其他方法，而DBT似乎擁有最可靠的療效證據。盡管有不少治療選擇，仍有接近一半的EUPD患者對治療沒有反應。開展直接的頭對頭研究可以指導治療的選擇。

負擔與收獲

盡管一段時間以來，我每天都在和自殺的想法作斗爭，但我清楚自己還是想活下去的，并且對醫學充滿熱情。在這場抗爭中，我產生了同理心，渴望在其他人處于最低谷時幫到他們。人格障礙仍然影響著我，而且很可能會一直影響。我甚至對建設性的批評也很敏感，必須運用我新學到的技能來理解其真正的含義。我有時候仍會有自傷的沖動，但我能加以抵抗，去做其他更積極的事情，以及尋求恰當的支持。醫學本身就包含很多高危情境，會觸發敏感個體的情緒反應，這也是我特別關注的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我必須利用積極的應對策略，來維持我的身心健康和職業效能。

人格障礙也給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積極面。例如，我的高敏感性加深了我的同理心，讓我能夠與他人的感受產生共鳴。在經歷了復雜的情緒狀態后，我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管理BPD的癥狀并不容易，但我下決心要做到，這也培養了我的韌性。我能看到自己身上的閃光點，也能體會到這些特質可以為我的患者帶來好處。我決心將這段人生經歷轉化為行醫的積極因素。我的努力和奉獻也得到了認可，包括被評為年度醫學生，在期末考試中獲得臨床實踐最佳表現獎，以及被皇家精神科醫學院評選為聯絡精神病學領域的「精神科之星」（Psych Star）。

改進方向

我既是醫者也是患者，體驗過各種各樣質量參差不齊的醫療服務。我知道人格障礙患者有時為了讓別人「傾聽」，而不僅僅是被「聽到」，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無論是以患者身份尋求精神科治療，還是以醫學生的身份參與多學科團隊，都存在污名化的現象。DBT將人格障礙視為一種真實存在但歸根結底不健康的、為應對早年不良經歷而習得的根深蒂固的反應方式。與其他患者群體一樣，我們也需要獲得循證治療和平等的對待，而在求助時經常經歷的「不被認可」和指責會加劇我們的痛苦。本科和研究生醫學教育都應該增加有關人格障礙的教學內容，包括這類患者可能會有哪些表現，以及如何為他們提供支持。教材也應增強針對人格障礙的同理心和理解。

臨床醫生和授課教師的一些不經意的言論，可能會助長某些值得商榷的價值觀、態度和行為規范。這也會導致針對特定患者人群的歧視長期存在。人際關系困難是人格障礙的常見表現，由一位指定的關鍵人員為患者持續提供支持可能會很有用，而人員的更換可能會被患者體驗為喪失或被遺棄感的重演。對我自己而言，我發現與導師會面很有用。我還發現考試中的某些調整對我很有幫助，如休息時間可以讓我有機會運用調節情緒和耐受痛苦的技巧。有了合適的支持，我得以繼續我的學業，并在考試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打破沉默

我也曾經反復考慮，分享個人經歷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尤其是此前別人勸我，這可能會對我的職業生涯產生影響。然而最終，我還是選擇說出來。我被診斷的時候，網上什么資料都查不到，我下決心要填補這一空白。污名化會形成惡性循環——污名化導致大家害怕公開，而害怕公開反過來又加劇了污名化。為了打破這個循環，我從那些勇敢分享自己患病經歷的人身上汲取了靈感。例如，Rebecca Lawrence公開講述了自己與雙相障礙共存的經歷，既鼓舞人心又有建設性，凸顯了個人敘事對于減少精神疾病污名化和促進公眾理解的價值。

雖然我現在的抗壓能力還是不如大多數「典型」的醫學生，但我的經歷也培養了我的同理心及韌性。這些特質在醫學領域是無價的。DBT的名稱源于哲學家黑格爾的「辯證法」概念——兩個看似對立的事物可以同時為真，而它們的整合會產生一種新的「第三種」路徑，如同時接納「接受現狀」與「需要改變」的體驗。對我而言，這正是我人生旅程的縮影——在深受EUPD困擾的同時，仍選擇擁抱醫學事業。

文獻索引：McCabe E, Tiffin PA. A 'borderline' doctor: can you study medicine with a diagnosis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BJPsych Bull. 2025 Oct 28:1-4. doi: 10.1192/bjb.2025.10173.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1146452.

責編｜Zelda Atai

封面圖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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