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道來疑是毛主席兒子，朱月倩追到北京：必須把我兒子還回來

1953年十二月初，北京前門車站冷風凜冽。月臺上，17歲的朱道來縮著脖子，手里攥著一張來回折皺的車票；隨行的江西省優撫處干部王家珍提醒他別凍著。誰也沒料到，這個從瑞金鄉下走出來的少年，很快就會把三位母親、幾位中央領導、乃至毛主席本人牽進一場撲朔迷離的“認親風波”。

追溯到1934年10月10日夜，中央紅軍倉促踏上長征。臨行前，軍委下令：干部一律不得攜子同行。毛主席和賀子珍兩歲的次子毛毛（乳名毛岸紅）只能托付給弟弟毛澤覃夫婦。那夜雨急風驟，賀子珍剪下一塊灰軍裝，為孩子縫了小棉衣；毛澤覃將外甥交到瑞金葉坪一戶朱姓房東家，囑咐“照看好娃娃”，便轉身投入戰斗，再也沒回來。

南方游擊的三年里，國民黨清剿殘酷，饑餓與瘴癘并行。朱盛苔、黃月英夫婦雖家境清寒，仍把這名“紅軍娃”當親生兒撫養，取乳名“道來”，期盼“他日父母歸來，道也能回來”。可等來的卻是另一段偶然。1934年農歷九月，紅軍學校宣傳部長霍步青病故，其遺孀朱月倩臨產無依，被總政主任王稼祥安排暫住朱家。新生嬰兒嗷嗷待哺，黃月英正好失去親子，奶水充足，于是又多了一個“喂奶的義務”。

十里八鄉從此搞不清：朱家究竟收了幾個紅軍孩子？身份誰是誰？時間久了，連黃月英自己都說不準。1949年，全國解放，新政權開始系統尋找失散子女。先有賀怡抱憾而去，后有江西省成立專案組。王家珍跑遍瑞金、興國、于都三十多個村，查縣志、問長者，才在葉坪打聽到“朱家娃”的消息。一聽孩子已被“領到南京”，他當晚便冒雨蹚泥，趕去核實。

1950年初春，朱月倩按約在上海接過朱道來。一眼相認，她泣不成聲：“眉心這個小旋兒，是我親手留下的記號！”朱盛苔拿到路費，依依告別。南京歲月，朱月倩悉心安排孩子入華東干部子弟學校，可少年心中那片鄉土情結揮之不去，他私下給黃月英寫信：“媽，他們對我客氣，卻不像家里那樣親。我想回瑞金看看你們。”

事情似乎將塵埃落定，然而朱月倩突然趕到北京，住進中組部招待所，堅稱兒子是自己血脈，情緒激動：“誰都別想把他奪走，不還我兒子，我去死！”招待所小樓一片膠著：一邊是賀子珍十余年撕心裂肺的掛念，一邊是朱月倩對亡夫唯一血脈的執拗。兩位母親各執一詞，細節卻都因漫長時光而模糊，連旁觀者也分不清真假。

僵局報到中南海。毛主席想了半夜，第二天僅說一句：“孩子交給組織，由人民撫養，這樣誰都不傷心。”于是朱道來被轉交給時任中組部副部長帥孟奇。帥孟奇早年坐牢受盡酷刑，獨女殉難，解放后主動收養烈士遺孤。朱道來進了一個特殊“大家庭”，學習、生活都有序。三位母親各得片刻安慰：黃月英逢年寄臘肉、紅薯干；朱月倩寄來新衣、南京云錦；賀子珍寄的是自織毛衣和十元零花錢。加在一起，少年每月能攢八十多塊，足夠請同學吃上一整桌小灶。

1960年，朱道來考入清華大學，選了工程物理。課堂上，他極少提自己的身世。只有一次，同學半開玩笑：“聽說你跟主席像？”他擺擺手：“像哪一位都無所謂，重要的是自己做事。”畢業后，他被分配到國防科研單位，鮮少露面。瑞金鄉鄰逢人便說：“朱家娃有出息！”黃月英聽罷樂得掉淚，卻從不主動提“毛主席兒子”這四個字。

戰爭顛沛，檔案殘缺，有些謎恐怕永遠難以解開。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個孩子能在最艱苦的歲月被三位女性傾盡所有守護，正因那一代人對生命、對革命有著近乎本能的珍重。歷史留下的空白，并未妨礙朱道來走出自己的路，也讓人讀懂了母親這個詞在亂世里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