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塞拜疆新聞網12月24日文章,原題:中國為何不急在全球政治中,支配地位往往通過高調宣言和力量展示來衡量,而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則像圍棋大師般行事——低調、謹慎而穩重地落子,更注重戰略縱深而非膚淺的表面聲勢。
乍看之下,領導權所需的一切要素似乎都已具備。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科技領域飛躍發展,全球基礎設施網絡不斷擴大,擁有全球最強大的軍隊之一。但北京并未自詡為新世界秩序領導者,而是提出“和平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這并非偶然,也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植根于深厚的歷史記憶、哲學傳統與務實考慮精心構筑的多維戰略。
這種行事方式的根基在于中華文明本身——其歷史觀具有循環而非線性的特征。儒家強調和諧、社會等級與克制,道家奉行無為而治,孫子兵法主張不戰而勝——這些共同構成了獨特的思維范式。
中國人銘記那段“百年屈辱”,那場創傷性經歷帶來持久的影響。在國際舞臺上,中國具有耐心。這種耐心體現在“通過參與而非支配實現領導”的外交模式。
中國避免直接介入全球沖突和危機解決,而是通過多邊機構擴大自身影響力,比如創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積極推動“金磚+”機制,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推進倡議……中國并非試圖瓦解世界銀行等現有體系,而是在構建自身發揮中心作用的體系,在避免直接對抗的前提下提供一些替代方案。
這一策略的基礎就是經濟。雄心勃勃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構建全球互聯互通關系的工具。中國正在成為亞洲、歐洲和非洲數十個國家不可或缺的經濟伙伴和參與建設者。相比西方部署軍力的做法,中國的這種影響力更具韌性。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進行經濟轉型,從出口和投資驅動轉向以國內消費和高科技為基礎的模式。解決人口老齡化、環境壓力以及與西方技術競爭等挑戰,需要集中精力和資源。美國式的傳統全球領導力意味著巨大代價:維持全球軍事基地、維系同盟體系、干預地區沖突。對中國而言,做此類事的成本遠超潛在收益。
北京戰略的關鍵要素在于規避“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的大國與守成的霸主之間的致命沖突。中國選擇非對稱競爭的道路,不追求在航母打擊群領域與美國抗衡,轉而積極發展網絡能力、人工智能技術及航天計劃。其影響力正向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亞等傳統上處于西方關注邊緣的地區擴展。
此外,中國認識到21世紀領導權的概念正在發生變化。世界正日益“碎片化”,如今網絡關系比等級體系更具影響,在關鍵領域成為不可或缺的核心參與者——無論是供應鏈、高科技制造業還是發展融資,都更為有利。中國追求掌控全球經濟的“動脈”而非“政治版圖”。
中國不急,并非因為猶豫,而是擁有最高形式的戰略自信——這是對長遠布局的選擇:通過經濟上互相依存、制度建設與科技主權逐步積累影響力。中國并非拒絕領導地位,而是按自身標準重新定義領導權——不是單邊霸權,而是多極網絡中的一支核心力量,其真實力量不在于宣言的數量,而在于(與其他國家)聯結的深度和在關鍵領域制定規則的能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已是一種世界秩序的創造者,正選擇一磚一瓦地默默建設。中國的目標并非統御現有世界,而是逐步構建一個新世界——讓自身價值觀與利益融入全球治理的肌理。(作者阿西夫·艾丁利,陳俊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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