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發奎回憶淞滬撤退：高層就是瞎指揮，根本不管別人死活！

淞滬會戰雖然戰事激烈，但很少士兵開小差，他們能逃到哪兒去？他們不能跑到行進中的敵軍中去吧！他們害怕敵軍的殘忍，我們曾聽到敵軍施行“水刑”的報道。當然，我們的宣傳對敵人有妖魔化的傾向，還有另外一點——我軍絕大多數成員不是上海本地人，無處可逃，他們的家鄉太遙遠了。那時士氣仍然旺盛。

我的主要困擾是，官兵們已經打得筋疲力盡，傷亡慘重，后援不繼。我一到北干山就明了這些，已經沒有辦法挽回局勢。撤退是唯一的出路。

蔣先生已經調動了全國調得動的軍隊到達淞滬前線，援軍來自南京、貴州、東北、云南、廣西等地，主要的例外是閻錫山部隊。總共有80多個步兵師投入了淞滬會戰，包含60多萬官兵。如果加上炮兵及其他特種部隊，總數便超過70萬。

在淞滬會戰整個過程中，我前前后后指揮過二十多個師，其中多數是在我移師北干山之后到達的。那么多第一流的中央軍部隊，諸如胡宗南的第十七軍團都撥歸我指揮過。在淞滬會戰中我最多指揮過多少萬官兵，這已不可能估算了。

當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陳誠巡視淞滬前線到我指揮所時，我告訴他，沒法子再繼續抵抗了。我說，我們必須撤退，但首先我們必須運送十個師到蘇嘉、吳福國防工事，然后，后續撤退的師便有保障了。守住這些國防工事，我們就能重新集合從前線撤退的部隊。這樣，我們就能避免一場潰散。我要求陳誠向蔣先生轉達我的意見，他同意了。

不久，我赴松江出席軍事會議，這是蔣先生召集的。會場設在松江車站一節列車上，出席者有宋子文、白崇禧、陳誠、顧祝同、薛岳、孫元良、我以及其他將領。會上只有中國人，馮·福根豪森沒有出席。

【這件事我忍不住要講出來，因為我不知自己還能活多久。不要介意蔣先生知道了會發怒。】

那時淞滬會戰已葬送了巨大數量的人命。在蔣先生蒞會前，我們在火車車廂里討論了局勢。我們都認為，無法再抵擋敵軍的優勢火力。蔣先生到會后，高級軍官們依次提出報告。我提議我們從淞滬前線轉移十個師到蘇嘉、吳福國防要塞工事，如是我們便能重新集結后撤的部隊，以便確保有計劃的撤退。我感到有信心頂擋敵軍的推進，我們的工事是堅固的，永久性的。

左翼軍總司令薛岳同意我的建議，絕大多數人同意我的建議。大家一致認為，上海再也守不下去了。孫元良部處于最前沿的陣地，他特別堅持自己的觀點：我們已無法再打下去了。【此時蔣夫人突然從上海來到，我還記得她穿著毛皮大衣。她宣稱我們若能守住上海——我記得她說十多天——中國將贏得國際同情，國際聯盟將幫助我們抑阻日本侵略。蔣夫人有沒有提及11月3日在布魯塞爾會議上九大強國簽署的公約，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她談到國際援助。與會者只有少數人同意她的觀點。】蔣先生說，上海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堅守。

10月28日，德國駐華大使奧斯卡·陶德曼代表日方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轉交了所謂“和談四原則”，會議上并沒有提及日方提出的和談條件。

有報道說，日軍利用國軍守軍在援軍到達前撤離海岸之機，于11月4日突然在杭州灣北岸多處登陸，然后迅速北進。我對此的看法是，我軍在增援部隊到來前撤離陣地，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杭州灣沒有抵抗，那是事實；我們的部隊疏于防范，也是事實。也有可能漢奸向敵人泄露了國軍行動日程。

敵軍的登陸威脅到我們的右翼，使國軍無法堅守上海。我下令劉建緒的第十集團軍進攻竄犯松江的敵軍，但他行動太慢，敵軍已搶先侵占了松江。我也命令吳克仁率六十七軍去松江，該部剛抵達淞滬前線，較少實戰經驗。

【淞滬會戰的最后幾日是混亂的。一天，蔣先生叫我去看孫元良。我要黃琪翔去找他，發覺他正在公共租界百樂門舞廳跳舞。我報告了蔣先生，他說：“混賬！斃了他！”我沒有槍斃他，我感到蔣先生只是說說罷了。

孫元良是黃埔一期畢業生，是蔣先生最寵愛的13個門生之一，號稱“十三太保”。幾年前，我聽說他在江西被捕，蔣先生要處決他。他被特準與蔣先生通電話，他說：“我，孫元良在此向校長報告。我跪在您面前。您下令槍決我，是應該的。我活著是您的學生，死后也永遠擁護您。”孫元良口才便給，蔣先生遂下令推遲執行，也許那天蔣先生心情比較舒暢。后來他秘密派遣孫去日本進修。然而，這些事我們都知道。等孫回國后，蔣先生又重新起用他。

11月8日至9日的午夜，蔣先生打電話給我，要我命令上海市公安局局長蔡勁軍留在南市。我打電話給蔡，要他到北干山來看我。我傳達蔣先生的命令后，他拒絕接受。我用電話回報蔣先生。蔣先生說：“斃了他！”蔣先生習慣在一時沖動時下達這類命令。

我試圖規勸蔡勁軍這位廣東同鄉服從蔣先生的命令。蔡是黃埔一期生，當過蔣先生的隨從參謀，深獲寵信。我指出，作為蔣先生的門生，他必須服從蔣的命令，為蔣效命。此外，留下來未必會有生命危險。我強調我與他之間的差異——他是蔣先生的學生，而我只是蔣的下屬而已；他深受蔣先生的栽培，而我是自我奮斗一級級升到現有位置。可惜我說服不了他。警察們沒有動搖，但蔡局長先逃走了。蔣先生似乎認為，他的學生一定要服從他，在這件事上，就不是必然了。后來蔡勁軍向蔣先生寫了份報告，就沒受到處分。蔣先生的行為常使人感到莫測高深。我在《抗日戰爭回憶記》一書中忍住不說這件事，現在我來日無多，該說出來了。】

11月9日五時許，我看見（第五十八師師長）俞濟時的部隊路過我的司令部門口，俞濟時本來隸屬胡宗南的十七軍團，那時因為調任中央軍總司令而歸我統領。我問俞濟時去哪里，他說奉命撤退，還問我有沒有從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接到撤退命令，我說沒收到。按規定，不接到命令是不準轉移陣地的。

一小時后，我收到（第十七軍團軍團長）胡宗南轉來的撤退命令。傳令兵駕駛吉普車給我傳遞命令，可是他走錯了路，開到胡宗南的軍團部。公文封皮上打了三個“十”字，意謂那是“最緊急”。高級軍官在任何特定地點是有權打開這類最緊急密件的，胡宗南打開并閱讀了這個命令。他有權力這樣做，但是他確實要承擔全部責任。

收到這項命令時，我已經錯失了指定的撤退時機，部隊已陷入極度紊亂狀態，各級司令部已很難掌握其部隊了。為什么撤退命令不能由電話傳達呢？為了安全的緣故。此外，譯成電碼與解開電碼需要更多時間。

此時，混亂蔓延開了。【蔣先生犯了一個重大的戰略錯誤。蔣夫人的愿望被證實是一種錯覺，她太天真了，蔣先生怎能聽從婦人之言去指揮一場百萬人的大戰役呀！】第三戰區缺乏一個通訊聯絡的統一制度，這一點在撤退過程中暴露無遺。三戰區命令我的指揮所參謀與集團軍向青浦行軍待命。我對此深感疑慮，因為前線離青浦僅50公里。那么多官兵集中，引起公路擠塞，只能導致混亂。

我在浦東的部隊是同指揮所一起撤退的。只有炮兵營經由南市后撤。我的部隊可以自己徒步行軍，但是炮兵需要機動運輸。由于我沒有足夠的卡車把八門卜福斯炮從浦東運走，便致電宋子文求助。他派來十輛卡車，等待裝運南市撤回的大炮，所以輜重毫無損失。為此，我對宋子文感激不盡。此后浦東人見到我就夸獎這一奇跡——他們認為我是“關公”。

我命令吳克仁撤離松江，但是他沒及時撤出，結果投降了敵軍。

我的部隊大多數及時撤出，留在后面的只是傷員與掉隊的。戰地服務隊隊長錢亦石病了。隊員們不忍拋下他，便留在南市陪伴他。

我的部隊大多撤到了青浦。按理說，這不算是一場潰散，因為撤退是有秩序地進行的，事實也如此，這是一支敗軍呀！有幾個軍官跑了，士兵逃亡的多一些。但是誰也不能確定，究竟他們是開小差還是走錯路跟錯隊伍，一部分人后來歸隊了。由于敵軍緊隨著追擊，在打敗仗后收容散兵重新整編是一項特別困難的任務。

敵機甚至在夜間也轟炸我們，公路上擠滿了人。我的汽車慢騰騰前進，好像步行的速度。每逢撤退一開始，局面總是可悲的。我們不需要扯及其他部隊了。我們談一談我的指揮所吧！我只帶了幾個參謀部門同事，指揮所其他同事都失散了。公路上難民并不多，因為大多數想走的人都早已走了，其他人則愿意留下來做“順民”。

經過徹夜行軍，大約早上四五點鐘，我們到達了青浦。那兒亂成一片。我沒有命令不敢行動，乃打電話給在蘇州的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顧祝同。他正好在同南京的蔣先生通話，蔣意外聽到我的問話，便說：“向華，到蘇州去。”否則，我不敢離開青浦。這就是我為什么常說，雖然基督教徒不應該相信命運，但有時真的，一切都由命運注定。

第二天清晨，我同指揮所參謀與已集合的集團軍一起坐車去蘇州，那時敵軍已逼近青浦。當我離開時，已經聽到炮聲，我看到了悲劇。整支集團軍向蘇州撤退，有些士兵找到了船只，我也找到一艘。我們離青浦后不久，敵機出現了，它們低飛掃射，到處聽到乒零乒啷聲音。有些勇敢的戰士用步槍或機槍向敵機開火。“啪啪啪”的聲音至少迫使敵機升高。這真是場悲劇。

那天深夜我到達蘇州。次日清晨我去見顧祝同，他要我回到嘉興去指揮劉建緒的部隊。下令劉建緒派兵占領與控制蘇嘉國防工事后，我坐著汽車向杭州開去，追趕已開拔的第八集團軍司令部。

此時，我有些部屬正沿著京滬公路撤退，左翼軍大多數部隊也沿著鐵路和公路向南京退去，其余部隊則沿著長江南岸后撤。

在撤退途中，粵軍（六十六軍軍長）葉肇走進農家借了一身便服。當敵軍到達村莊時，誤以為他是一個挑夫，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逃到上海后，他穿著一身農夫服裝攝影留念，還印了幾張送給朋友。我保存著那張他給我的照片。

在杭州我停留了兩夜，我必須向總部的參謀發布命令整編部隊。然后去了嘉興，敵人殘忍地向我們發炮。杭嘉公路上擠滿了從松江跑出來的難民，逆向而行。其中有些人累得走不動了，就在公路上停下來。公路很寬，他們并沒有妨礙部隊行軍。我又從嘉興迅速趕赴嘉善，到達時已是11月13日了。

我能從蘇州一路平安趕到嘉善，是因為敵軍占領松江后沒有追擊我們，他們停下來休息了。倘若他們沿著鐵路圍攻嘉善，我就到不了嘉善了。我在嘉善見到劉建緒，便重新整理了他的潰敗部隊，不許他們再后撤。但是他們進不了國防工事，因為村里的長者與保甲長都攜帶了地圖與鑰匙逃走了。當敵機扔下炸彈在周圍爆炸時，劉建緒與我坐在一座機槍掩體的頂蓋上。人們會問，為什么我們不砸開國防工事的門鎖，答案很簡單：這么做需要時間與工具——哪里去找適用的工具呀！11月14日，嘉善失守。

我把嘉興交給劉建緒，就和幾名參謀離開嘉興去了杭州。我在杭州停留了幾天，在那兒我遇見黃琪翔，他已剃去了小胡髭。吳克仁投降后，他逃上一艘舢板，剃掉胡髭，脫掉軍服。我同他開玩笑，說他好像割須棄袍的曹操。

我們在上海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雖然我們的軍隊人數龐大，但我們的武器裝備比敵人差得太多。在訓練方面，也遠遠落在日軍后頭。一流的中央軍部隊在裝備與訓練上都比其他部隊先進，但同日軍相比仍然差勁。我們的空軍同日本空軍不能比，海軍簡直不值一提。然而我們士氣仍然旺盛，否則絕不能長期堅持抗戰。在戰爭中，士氣是最重要的因素。

淞滬會戰是抗戰中最重要的戰役，它是自1904年日俄戰爭以來，遠東最大的一次戰役。正像我親身參加的北伐臨潁之戰是內戰中最激烈的一仗，我在淞滬會戰中親眼目睹了抗日戰爭中慘烈的一幕。

在淞滬戰場犧牲這么多忠勇將士，是一大失著，消耗了從全國各地抽調來的國軍精銳部隊。淞滬會戰我軍傷亡率很難計算，可以說超逾一半。怎么分類統計傷亡？陣亡人數不到傷亡總數的三分之一，絕大多數是受傷；傷員中，重傷員不到三分之一；失蹤人數很少，因為上海是個很小的地區。我的部屬很少被俘，因為我們一失去陣地就能夠很快撤離。

1938年11月28日蔣先生在南岳會議上說，我們犯的重大錯誤是由于疏忽了我們的側翼與后方陣地、低估了敵軍，我們把軍隊都派到前方，使敵人有機可乘登陸杭州灣。我的看法是，蔣先生完全掌握部隊的調度與部署，他著重上海前線卻忽略了兩個側翼，但我不認為這是重大的失誤。即使敵軍不從杭州灣登陸，或者登陸后被我們擊潰，左翼軍與中央軍還是守不住上海的，因為我們缺乏援軍。

我的觀點是，我們的最大錯誤是沒有派軍隊防守蘇嘉與吳福國防工事。事情一開始就錯了。把我本來駐扎在要塞的部隊調到淞滬前線去死守，這本身是個大錯，最佳選擇是留在國防工事。倘若照我的建議去做，戰況劇烈時可以派出增援部隊，不必要求中央派兵增援。倘若中樞接受張治中與我的建議，派六個新兵師駐扎在國防工事，我們就能阻延敵軍占領南京，在這段時期敵軍一定會付出慘重的犧牲，它不可能進軍那么快。

總之，【倘若不是蔣夫人要我們再堅持十幾天，我們原本可以實行有秩序的后撤。】我們官兵的心理狀態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如果他們知道我們有部隊防守國防要塞，這對他們會起著極大的心理鼓舞，就不會憂慮開抵蘇州后會發生什么變故。

我們還有一個重大錯誤是把國防要塞的地圖與鑰匙交給鄉村中的長者與保甲長，那是些沒有經歷軍事訓練的人。至少應該由保安團隊去守衛這些國防工事。

保安團隊成員是受過軍訓的，他們不會擅自離開崗位逃亡。另外，保安團隊當然不是當地居民，他們是由省政府組織的。把軍隊從南京調到上海前線也是一個錯誤——無論形勢怎樣嚴峻，南京畢竟是我們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