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中，朱德是第九軍副軍長，那軍長是誰？建國后擔任何職？

南昌起義成功后，起義部隊進行了初步整編，仍繼續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下轄第九、十一、二十軍，共15個團。其中，賀龍任第二十軍軍長兼代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葉挺任第十一軍軍長兼代前敵總指揮，并兼任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劉伯承任參謀團參謀長；朱德任第九軍副軍長。

朱老總在南昌起義期間扮演了關鍵角色，盡管當時的他并非核心人物，但通過為起義部隊收集情報、牽制敵軍等，為起義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既然如此，在起義部隊整編時，朱老總為何只是第九軍的副軍長，而非軍長呢？

那么，當時擔任軍長的是誰？建國后其又擔任何職呢？

擔任第九軍軍長的人名叫‘韋杵’，貴州安龍縣人，光緒九年（1883年）出生，早年曾就讀于湖南師范學校，畢業后回鄉當了一名教師。

由于不滿當局腐敗無能，社會黑暗，在任職后不久，韋杵便毅然決定棄文從武。1908年，25歲的韋杵趕赴昆明，投入云南新軍。次年，韋杵又考入云南陸軍講武堂特別班，與比他小3歲的朱德成了同班同學。

1911年10月，韋杵和朱德一同參加了響應武昌辛亥革命的“重九起義”。戰斗僅持續了一夜，起義軍就占領了全城，并活捉了李鴻章的侄子、時任云貴總督的李經羲，徹底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統治，云南宣布獨立。

之后，韋杵又相繼參加了護國戰爭、護法戰爭，期間屢立戰功，1920年升任由朱德任旅長的第三混成旅第六團團長。然而誰能想到，在此后短短2年的時間里，兩人的命運卻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1921年春，朱德率部從四川返回昆明后，聯合滇軍內部的反對勢力成功將時任云南都督唐繼堯趕出了云南。此后，朱德歷任云南陸軍憲兵司令官、云南省警務處處長兼省會警察廳廳長。

唐繼堯被驅逐后，曾一度流亡香港，但次年又收買舊部，趁滇軍北伐之際打回了云南，重掌云南的軍政大權。隨后，唐繼堯對朱德等人發出了通緝令。眼見形勢不妙，朱德便和時任代理滇軍總司令金漢鼎一起逃離云南。

盡管被迫離開了奮斗13年的云南，但朱老總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下，此時已明確了自己全新的人生方向。1922年8月，為尋求革命真理，朱老總遠赴德國，后在周恩來、張申府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自此踏上全新的革命道路。

而他的老同學韋杵，在上司顧品珍被唐繼堯殺害后，率部來到了廣西柳州，并奉孫中山的命令與桂軍的沈鴻英、劉震寰等部會盟，誓師東征陳炯明，而后因功升任第三混成旅旅長，駐軍廣東韶關。

1926年，韋杵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第八師第三十二團團長，率部參加了北伐戰爭，直抵湖南醴陵。不久后，又率部東進參加南昌合圍作戰，經過一番艱苦卓絕的戰斗，最終戰勝了孫傳芳部，占領了南昌城。

當時，中共黨員朱克靖正在第三軍擔任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他的影響下，韋杵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深惡痛絕，對我黨領導的革命斗爭則予以支持，而這也為后來的“八一”南昌起義奠定了基礎。

1927年4月，朱克靖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江西省政府秘書長，他利用這一身份積極開展組織上安排的各項工作，其中就包括將當時正在南昌創辦軍官教導團的朱德，推薦為南昌市公安局局長，這為后來發動南昌起義做好了鋪墊。

在南昌起義前，韋杵先后升任為第九師師長、第三十六軍副軍長，駐防在上饒玉山一帶。

韋杵和朱德是多年的同窗好友，交情甚篤，在贛期間，兩人來往密切。但可惜的是，在南昌起義前夕，韋杵卻突然病倒，故而未能參與起義。但即便如此，韋杵始終支持反蔣斗爭，這一點從他后來參加福建的抗日反蔣起義就能看出來。

南昌起義時，中共前敵委員會任命韋杵為第九軍軍長，朱德任副軍長，但由于當時韋杵正在九江養病，所以未能到任。

南昌起義后，韋杵繼續率部駐扎在玉門。對蔣介石的命令，他就一個字——拖，拖不住了，就帶兵出去轉幾圈，和方志敏、邵式平領導的紅軍部隊作戰，但每次交手都以失敗而歸，而且每次還會“莫名其妙”的丟失大量的武器裝備，但人員卻鮮有傷亡。

1933年冬，韋杵率部進駐福建，隨后在福州參加了蔡廷鍇、李濟深等主持召開的“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大會。

不久后，在蔣介石的通緝下，參加“閩變”的一些將領先后倒戈，韋杵則堅定支持“福建人民政府”，并率部阻擋劉和鼎的第三十九軍的進攻長達半個月之久。所以，由此可見，韋杵將軍并非不懂作戰，而是看對手是誰。

最后，在蔣介石的鎮壓下，“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失敗，韋杵也率部撤退到福州。之后，在上司金漢鼎的幫助下，韋杵化名‘趙善成’逃往上海，而后又輾轉回到了家鄉安龍。

韋杵回到安龍后，為家鄉人民做了很多好事。

期間，韋杵被推舉為‘安龍治安委員會’主任，打擊土匪流氓、消滅犯罪。在他的積極治理下，安龍的社會秩序得到了巨大改善，甚至一度出現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太平景象。

此外，他還針對縣城內環境衛生臟、亂、差的現象，組織士兵、學生成立了“晨呼隊”，每天早晨沿街敲門叫居民起床，打掃室內室外的環境衛生。經過幾個月的不懈努力，安龍縣城的衛生面貌煥然一新。

韋杵將軍還非常關心孩子們的教育問題，他提出將當地公租、苗租的提成拿出來，一半用于提高教師的工資待遇，一半用于購置教學設備，此舉得到了安龍人民的贊同和支持。一時間，安龍的教育事業煥發出新的生機。

1936年，韋杵應云南省主席龍云之邀趕赴昆明，歷任云南“剿匪”軍第二路軍總指揮部軍訓處少將處長、滇黔綏靖公署干部大隊少將大隊長。

抗戰爆發后，韋杵任第五十八軍新編十二師副師長兼旅長，率部參加了鄂南戰役。但不久后，他就從前線調回了昆明，繼續從事軍事訓練工作，培養軍事人才。

抗戰勝利后不久，韋杵便正式退出了軍界，開始從事教育事業。建國后，朱老總曾電邀他到北京任職，但韋杵以年近古稀、身體有恙為由，婉言拒絕了。朱老總沒有強求，之后便任命其為云南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

1951年，韋杵將軍在昆明病逝，享年68歲。

韋杵將軍雖出身舊軍隊，但卻沒有一點舊軍隊的軍閥習氣，相反，他平易近人、勤勞樸素，在家鄉安龍閑居期間，他成天穿著一身布衣，在園子里翻土種菜，以至于人們還將其稱為——布衣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