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驚天反轉，九成青年站隊右翼坐不住

日本政壇最近徹底炸了鍋！

一邊是90%的年輕人力挺首相高市早苗，支持率近乎一邊倒，而另一邊卻是在野黨集體逼宮，要求她立刻下臺。

那么，高市早苗這番自相矛盾的操作，到底藏著怎樣的盤算？

12月22日日媒拋出的一份民調，直接驚掉了所有人的下巴，高市早苗內閣的支持率沖到了75.9%，而18到29歲的日本青年支持率更是飆到90%多，幾乎所有年輕人都站在了她這邊。

一個被視作典型右翼鷹派的首相，為何突然成了躺平一代的“精神教母”？

這絕非因為日本年輕人突然對修憲強軍產生了興趣，這種一邊倒的狂熱背后，其實是一場極度冷酷且無奈的“生存交易”。

178萬日元是她承諾調高個稅起征點的新標準，折合人民幣大約9萬元。對外界而言，這或許只是一次普通的財稅調整，但對于現在的日本年輕人來說，這幾乎是溺水者抓住的最后一塊浮木。

如今日本年輕人的日子過得到底有多苦？一組經合組織（OECD）的統計數據：2022年日本的平均工資在35個發達國家里僅僅排在第25位，甚至不如德國的七成，連大洋彼岸美國的一半都不到。

昔日那個“一億總中流”的繁榮日本，早已在泡沫破碎中化為泡影。現在二三十歲的日本年輕人，與其談論夢想，不如先算算下個月的飯錢。

數據顯示，這個年齡段里足足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在打零工，非正式雇傭的身份意味著沒有社保、沒有職業安全感，稍有風吹草動就會丟掉飯碗。

日元匯率的跌跌不休引發物價瘋漲，更是成了壓垮駱駝的稻草。當微薄的薪水遭遇暴漲的生活成本，“入不敷出”成了這代人的生活常態。

這種絕望甚至催生了一波“出逃潮”，在18到29歲的群體中，竟然有四成甚至更多的人在規劃未來五年“潤”到海外，只為了找個能賺到錢、活得像個人的地方。

就在這種“要么逃、要么熬”的死局中，高市早苗把起征點拉高到178萬日元，直接把真金白銀的現金留在了年輕人的口袋里。

在這一代早已不對任何政黨抱有幻想的“游離選民”眼中——現在的日本，無黨派階層選民比例已經從上世紀60年代的6%激增到了59%，且大半是年輕人，意識形態毫無意義。

誰能讓自己在這個殘酷的冬天多吃一頓飽飯，手中的選票就歸誰。高市的政策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論包裝，它只是精準地戳中了“生存”這個唯一的痛點。

這種基于生存本能的瘋狂支持，對日本來說并不是好事。因為年輕人為了換取這點“活命錢”，正在被迫對一些極其危險的信號視而不見，甚至可能在無意識中成為某種激進野心的“擋箭牌”。

12月18日，首相官邸的一位負責安全保障的高級官員，在面對記者團時拋出了一顆重磅炸彈，公然宣稱“日本應擁有核武器”。換做之前，任何敢吐露半個這種字眼的官員早就被摘了烏紗帽掃地出門，但這次情況變得詭異且復雜。

在野黨的反應雖然激烈，立憲民主黨黨首野田佳彥甚至直指高市早苗要求其下臺，廣島縣議會也憤怒地搬出80年前廣島長崎的血淚史要求堅守底線。

但在網絡輿論場，尤其是作為高市基本盤的年輕人那里，這波驚濤駭浪似乎并未激起太多漣漪。

畢竟，只要不是明天就打仗，這種關于“無核三原則”的口舌之爭，在年輕人眼中遠沒有那幾萬日元的退稅來得重要。

這種“默許”或許正是高市早苗想要的效果。雖然官員的言論引發爭議，但種種跡象表明，這并非偶然的失言，更像是經過精密計算的“試水”。

高市本人從不掩飾對“無核三原則”的動搖之心，早早就在國會答辯中回避表態，甚至私下探討修改不運進核武器的原則。那個闖禍官員的言論，某種程度上是在替她喊出不敢直接說出口的話。

在這層“核試探”的煙霧彈掩護下，真刀真槍的軍備擴張早已全速啟動。

500枚射程1600公里的“戰斧”巡航導彈采購計劃已在案頭，這些明顯超出“專守防衛”需求的進攻性武器，配合著連續十年增長、甚至計劃在2026財年飆升至8.85萬億日元的防衛預算，正在徹底改變日本戰后的國家形態。

這里便出現了一個極為諷刺的閉環，或者說是一個殘酷的“朝三暮四”騙局，只可惜沉浸在減稅喜悅中的年輕選民尚未看穿。

高市早苗用個稅新政給年輕人發錢，穩住了高達九成的支持率。利用這個超高的民意基礎，她便有了底氣去推動那些極其燒錢的軍國化議程。但幾萬億日元的導彈和軍艦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羊毛終究出在羊身上。

為了填補那個把防衛費拉高到GDP2%的巨坑，高市政府其實早已備好了一把鐮刀——計劃從2027年1月開始征收“防衛特別所得稅”，把個稅再上調1%。

這就是這場政治游戲的本質：先用提高起征點這種立竿見影的甜頭，換取你對強硬安保路線的默許或無視，等你回過神來時，才會發現那個以“國家安全”為名的稅收賬單，早就已經寄到了家門口。

但對于當下正處于經濟窒息感中的年輕人來說，2027年太遙遠了，他們只能選擇抓住眼前的那根救命稻草，哪怕這根稻草其實是點燃火藥桶的引信。

更讓人感到不安的是，這群年輕的支持者們，幾乎是在一種對外部世界完全隔絕和失焦的狀態下做出的選擇。他們并非狂熱的好戰分子，而是因為“看不見”，所以“不在乎”。

原本12月在中國香港和上海舉辦的人氣樂隊“柚子”的巡演取消了，連濱崎步的活動也被叫停，甚至一些哪怕只是含有日本成員的韓國偶像團體見面會也沒能幸免。

另一邊，原本計劃好的青少年交流項目，比如涉及香港特區青少年赴日的行程，也以“安全”為由戛然而止。

這種物理上的阻斷直接導致了心理上的隔絕。中國赴日游客數量雖然在恢復，但11月的同比增幅已經從10月的22.8%斷崖式暴跌至3%，這不僅是旅游業的寒冬，更是民間互信降溫的溫度計。

沒有了面對面的交流，沒有了演唱會上共同揮舞熒光棒的感動，日本年輕人對鄰國、對地緣政治危機的感知，只能依賴本土媒體那些并不全面的報道。

這種認知斷層是致命的。它創造了一個完美的政治真空：年輕人只看錢包，不看外交。只求生存，不問是非。而高市早苗正是利用了這一點，將“民生”作為通向“軍國”的通行證。

對于周邊國家而言，危險不在于日本全民皆兵，而在于這種被生活重壓扭曲的“平庸之惡”。

當百分之九十的年輕人因為一份減稅方案，就默許甚至是縱容當權者去突破戰后秩序的紅線、去購買進攻性導彈、去鼓吹核武裝時，這臺并未真正剎車的戰車，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破壞力。

被要求辭職的官員還在位置上穩坐，那些關于“無核三原則”的底線正在被一點點涂改。

日本年輕人在歡呼到手的幾萬日元退稅，而歷史的車輪，或許正借著這股因貧窮而起的民意狂歡，悄無聲息地滑向另一個未知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