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都城實錘？洛陽挖出中國最早十字路口，考古隊做出暖心決定

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十字路口，是距今約3000多年前最早的城市主干道十字路口。

2024年12月，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Ⅲ區新揭開的最后一層路土上，四條南北向、東西向的大道筆直相交，把宮城核心區切分成規整的網格。

航拍鏡頭里，宮城城墻、城門遺跡、主干道和宮廟基址第一次完整拼合，像一張被歲月揉皺的地圖突然拉平，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一個被多數學者認為是夏代晚期的重要都邑的框架逐漸清晰。

這不是孤例，過去六十年，二里頭已經把中國最早頭銜拿到手軟：目前知道的中國早期國家階段最早的成熟中軸線宮殿群、最早的規模化青銅禮器作坊、最早的雙輪車轍遺跡、最早的規整城市干道網。

但宮城內部十字路口的完整格局遲遲缺位，讓宮城布局始終缺了關鍵一筆。(不過近年陶寺遺址等龍山時代晚期遺存中發現的青銅冶鑄痕跡、新砦遺址的早期道路規劃，有研究顯示相關技術和理念可能有更早的源頭)。

如今缺口補齊，有學界觀點嘗試將文獻中反復出現的“斟鄩”相聯系，推測這里可能是夏朝最后的王都，但這仍是一個有待進一步證實的假說。

1959年徐旭生依《史記》夏居河南提示踏查洛河沿岸，在偃師二里頭村南頭發現大面積夯土。

當年試掘，1號宮殿基址露出3500平方米的長方形大臺子，柱洞排列整齊，考古報告寫下一句克制的話：與古代宮殿建筑規模相當。

一句話，為探索夏文化拼上第一塊實地拼圖。
此后，鉆探像撒網，把遺址核心現存面積定格在 300 萬平方米以上。

2024年古城村遺址發現的夯土墻和壕溝，為尋找二里頭都邑的外圍防御設施提供關鍵線索，不過目前未發現連續的城墻遺跡，壕溝的具體功能(如是否兼具交通、排水作用)還需深入研究，都邑宏觀格局的最終廓清需更多考古工作證實。

宮城居中，呈規則豎長方形，城墻厚約 2 米，圍合 10.8 萬平方米，城內主干道構成網格狀布局，十字交叉處再鋪經長期踐踏形成的堅硬路土，車轍印最深達 0.4 米，考古證據表明，木質雙輪車在此跑了至少兩百年。

2024年這次完整揭露的十字路口，位于宮城核心區域，南北向干道連接南門與北門，東西向干道延伸至宮墻，與周邊分區圍墻共同作用，將宮殿區、祭祀區、鑄銅區、貴族居住區等進行劃分，功能分區的整體格局愈發清晰。

與十字大道同步亮相的，還有宮城多處城門遺跡。已發現的城墻門址，門道寬闊，兩側有柱洞，根據遺跡形態，考古工作者推測可復原立有高聳的門樓。

在門塾內側，一條排水溝緊貼城墻根，石砌溝底至今能流水，暴雨季節仍把雨水迅速排向城外壕溝。

城市防洪系統與道路網同步設計，可見規劃者并非臨時起意，而是按一套成熟藍圖一次建成。

十字路口東北角，2號宮殿基址的臺階正對著大道。
這讓人聯想到2002年在3號宮殿基址一座高等級墓葬中出土的著名綠松石龍形器。

長64.5厘米，龍身曲折，龍身中段嵌有帶玉舌的銅鈴，有研究者指出，這和《詩經》中龍旂陽陽，鈴央央的祭祀場景描寫相契合。

有學者推測是祭祀儀仗器具，或為象征權力的瑞圭類禮器；
同時也有觀點認為，龍形器的蛇形特征和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其他龍形遺存共同構成蛇形龍崇拜體系，這被部分學者認為是中原龍山時代龍文化的延續和發展，對后世商文化產生重要影響。

不過學術界對此有多元解讀，部分學者結合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多件蛇形龍遺存，認為可能和夏部族圖騰崇拜、宗廟祭祀儀仗相關。

同層位還出土一件青銅爵，胎厚僅0.2厘米，三范合鑄，經過檢測含錫6.13%、鉛 1.14% ，合金技術趨于穩定，分析顯示和后期商周禮器技術標準有傳承關系。

十字路口的 “十字”，因此不只是交通節點，在研究者看來，它更可能是權力中樞的坐標原點。
把鏡頭拉遠，十字大道向外延伸，和外圍環壕、城垣、手工業坊區形成“回”字形結構。

環壕寬深，既是防御線，也是物流通道。

南岸的鑄銅作坊占地1萬余平方米，2024年新增揭露的工棚區內，陶范碎塊堆積豐厚，種類繁多，足見當時已經存在分工明確，管理有序的青銅工業生產模式，是迄今已知中國最早的青銅器鑄造作坊之一。

十字路口向北500米，是綠松石作坊，從廢料坑中篩出直徑不足1毫米的碎渣，這發現證明，作坊已經能批量化生產鑲嵌制品。

大道把原料、工匠、宮殿、祭祀區串成一條高效供應鏈，王權直接控制高端手工業，成為廣域王權最硬的實證。

文獻也趕來 “對表”。《史記?吳起列傳》記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把伊闕當坐標，洛河沖積扇正被圈進 “左河右山” 框架，二里頭恰在扇心。《汲冢古文》更直給：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這些后世文獻為考古解讀提供了參考框架，但并非直接的共時性證據。

從太康到桀，夏后氏據文獻記載在此建都超過200年，年代框架與二里頭文化主體年代（約公元前 1750 年 — 前 1520 年）存在可比性，但具體對應關系尚在研究中。

不過學術界對 “二重證據法” 的應用存在審慎思考，指出文獻記載為考古解讀提供參考框架，但非直接證據，“斟鄩” 的對應尚缺乏共時性文字佐證。

十字路口的 “十字”，因此成為探索文獻中夏朝與考古學文化對應關系的一個關鍵坐標。

有人追問：夏朝早期都城在哪？十字大道并不能回答。

但王城崗、瓦店、新砦、陶寺等一系列龍山晚期方城，有研究將禹都陽城、啟都陽翟的線索擺到地圖：登封王城崗發現城址及出土帶“陽城”戳印的戰國陶片，禹州瓦店發現大型祭祀坑，襄汾陶寺發現觀象臺與高等級大墓。

它們像散落的序章，把舞臺一步步推向洛河平原。二里頭十字路口的確認，為廣域王權最終選定 “天下之中” 提供了關鍵實證，其都城穩定性較早期聚落顯著提升。

十字路口西南角，考古隊留下一個 1 米見方的土墩暫不發掘，編號 2025TⅢ—1。

領隊趙海濤說：留給未來更好的技術，也留給下一個疑問。

也許土墩下壓著更驚人的遺存，也許只是一層路土，但十字中軸已把中國早期國家都邑的宏大格局釘牢。

盡管二里頭文化與夏商王朝的對應關系，學界仍有持續深入的討論：例如，有觀點結合碳十四測年數據(二里頭文化四期約為公元前1560— 前1520年)與夏商分界的不同推算，提出二里頭文化或主要對應夏朝中晚期，第四期部分時段可能已進入商代紀年。

但未來無論出現什么，都無法再把二里頭作為探索中國早期國家形成關鍵核心的地位從歷史中挪走。

十字大道仍在，只是車馬聲遠去。

站在十字路口，北面是約3000多年前的宮殿柱洞，南面是綠油油的麥苗地，一條鄉間小路剛好壓在古代大道之上，村民的三輪車顛過車轍，發出“咯噔”一聲，時間和空間在那一刻折疊，數千年前的王權軸線，依舊指向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