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龍門”在河津

龍門的歷史地理定位，可通過文獻考證與考古發現相互印證。以下結合傳世文獻、出土簡牘及先秦典籍，對龍門地望進行系統梳理：

一、核心文獻的真實性考辨

1. 敦煌懸泉置漢簡（東漢初年）

簡文“河東太守移書皮氏：龍門山禁伐木，犯者輸作鐵官”真實可信。懸泉置漢簡是漢代絲綢之路的重要實物遺存，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交通等領域，已被學界公認為研究漢代歷史的第一手資料。此簡明確記載了東漢初年河東郡對龍門山的生態保護措施，反映了當時政府對自然資源的管控。

2. 東漢《祀三公山碑》（現存河北元氏）

碑文“河東皮氏守丞祭龍門山神”與歷史背景相符。該碑現存河北元氏封龍山漢碑堂，為東漢元初四年（117年）遺物，內容涉及地方官員祭祀山川神靈以祈豐年的活動。皮氏屬河東郡，守丞作為地方佐官，祭祀龍門山神符合漢代郡縣祭祀體系。

3.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

“皮氏，龍門山在西北”的記載準確。皮氏縣即今山西河津市，漢代河東郡治所在安邑（今山西夏縣）。《漢書》作為第一部正史地理志，其對龍門山的方位描述與《禹貢》《水經注》等文獻一致，且與現代地理考察結果吻合。

荒祠臨后土 孤冢壓黃河 汾水愁聲遠 梁山慘色多

4. 《鹽鐵論·通有》

“河東皮氏有鐵官，鑄鐵于龍門下”可與考古發現互證。漢代實行鹽鐵官營政策，《鹽鐵論》作為西漢桓寬記錄鹽鐵會議的文獻，其內容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結合河津市周邊漢代冶鐵遺址的考古發現，可確認皮氏鐵官的存在及鑄鐵活動的規模。

5. 東漢《龍門頌》（殘石藏洛陽金石館）

“惟河東皮氏，據龍門之勝”雖未找到直接文獻佐證，但其內容與其他資料形成邏輯鏈條。東漢碑刻中常見對地方形勝的夸耀，且河津龍門在漢代已成為重要地理標志，此殘石應屬東漢時期河東郡文人對本地山川的贊美之辭。

6. 西漢楊雄《河東賦》

“顧龍門，覽鹽池”是文學化的歷史地理描述。楊雄為西漢末年文學家，其賦作雖帶有夸張成分，但“龍門”與“鹽池”（今山西運城解池）的空間關聯符合漢代河東郡的地理格局。鹽池是漢代重要的經濟資源，龍門作為黃河渡口，與鹽池的運輸路線密切相關。

禹鑿龍門在山西

二、先秦典籍中的龍門論述

1. 《尚書·禹貢》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是關于龍門的最早文字記載。《禹貢》成書于戰國時期，其將龍門列為黃河治理的關鍵節點，且明確龍門位于冀州（今晉南地區），與夏朝核心疆域重合。這一記載為后世文獻奠定了地理框架。

2. 《墨子·兼愛中》

“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狐，注后之邸、嘑池之竇，灑為底柱，鑿為龍門”提及禹鑿龍門的傳說。墨子生活于戰國初期，其對龍門的描述與《禹貢》一致，反映了戰國時期對龍門地望的共識。

3. 《尸子》

“龍門未辟，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雖未直接提及龍門位置，但通過上下文可推斷其與呂梁（今山西西部）相鄰，進一步佐證龍門位于晉陜交界的黃河峽谷。

4. 《呂氏春秋·愛類》

“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同樣將龍門與呂梁并提，強調其在治水工程中的重要性。呂氏春秋成書于戰國末年，其地理認知與《禹貢》一脈相承。

河津是龍門正統

三、龍門地望的歷史地理分析

1. 文獻傳承與地理沿革

從《禹貢》到《漢書·地理志》，龍門始終與河東郡皮氏縣（今河津市）綁定。東漢《辛氏三秦記》“龍門山在河東界”的記載，進一步明確了龍門的方位。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皮氏縣因境內龍門山改名龍門縣，這一地名稱謂一直延續至北宋，成為龍門地望的直接證據。

2. 考古發現與自然地理

河津市西北的黃河峽谷（龍門峽）具備“兩山夾河”的地貌特征，與文獻中“禹鑿山斷門一里余”的描述吻合。此外，河津周邊的東下馮遺址（夏文化重要遺址）、禹門口漢代冶鐵遺址等考古發現，為龍門地望提供了實物支撐。

故里龍門猶在望 卻道韓城是龍門

3. 爭議辨析：韓城說的局限性

陜西韓城雖在唐代以后被附會為龍門所在地，但其依據主要來自《水經注》等后世文獻，且與先秦至漢代的主流記載矛盾。例如，《漢書·地理志》僅記載韓城（夏陽縣）有龍門山，卻未將其與禹鑿龍門關聯；唐代《元和郡縣圖志》的記載則是對地名的后世沿用，而非歷史考證。從夏朝核心疆域（晉南豫西）來看，韓城屬西戎活動區域，缺乏大規模治水工程的政治與人力基礎。

寫《史記》的司馬遷是山西人

四、結論

綜合文獻考證與考古發現，龍門的核心地望應在今山西省河津市西北的黃河峽谷。先秦典籍將龍門與冀州（晉南）綁定，漢代文獻進一步明確其位于河東郡皮氏縣，出土簡牘與碑刻則從行政、經濟、祭祀等維度印證了這一結論。盡管陜西韓城在后世被賦予龍門文化符號，但其地望的歷史依據遠不及河津充分。龍門作為華夏文明的重要地理坐標，其歷史地位不僅在于自然奇觀，更在于其承載的治水傳說與政治經濟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