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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俄羅斯檢察官提起的“沒收腐敗官員和安全官員財產”訴訟金額,已經突破了8600億盧布。這是一個令人瞠目的數字,遠超此前幾年的水平:2024年約5000億盧布,2023年約4000億盧布,2022年約900億盧布。短短幾年,從“幾百億”一路飆升到“幾千億”,再到“八千多億”,看上去像是反腐力度在不斷加碼,似乎“打虎”“拍蠅”都越來越狠。但如果只看這些數字,很容易被表象迷惑——真正值得追問的是:俄羅斯到底是“更腐敗了”,還是“更窮了”?
這些數字并不一定意味著腐敗“突然變多”,更可能是“被允許曝光的腐敗變多”。在高壓政治環境下,“反腐”往往被用作一種工具:既可以向民眾展示“國家在行動”,又可以借機清理政治對手、收攏財富。當某個官員失勢、站隊錯誤或不再被信任時,他過去多年積累的灰色收入,就可能被一次性打包成“腐敗案”公之于眾。從這個角度看,“抄家金額”的飆升,更像是權力斗爭和財政壓力疊加的結果,而不是簡單的“腐敗指數上升”。
這些動輒數千億盧布的“沒收金額”,也折射出俄羅斯財政狀況的緊張。俄烏沖突持續多年,軍費開支居高不下,制裁導致財政收入承壓,政府需要找到新的“財源”。官員和安全部門的灰色資產,自然成為一塊“現成的肥肉”。與其說是國家突然對腐敗零容忍,不如說國家在“沒錢的時候想起了這些錢”。當預算捉襟見肘,“反腐沒收”就不再只是政治秀,而是一種財政手段:用“抄家”的方式,把一部分原本在權力網絡中循環的財富,強行抽回到國家財政的賬面上。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這種“運動式抄家”并不能真正解決腐敗,反而可能讓腐敗變得更隱蔽、更極端。當官員知道“失勢就可能被抄家”,他們會更加傾向于在在位時“抓緊撈、拼命撈”,把資產轉移到更難追蹤的海外賬戶、親屬名下或灰色產業中。表面上看,國家沒收了幾千億盧布;實際上,可能只是觸碰到了腐敗冰山的一角,而更多的財富早已被轉移出體制可觸及的范圍。
此外,這種以“抄家”為核心的反腐模式,還會進一步削弱官僚體系的穩定性和責任感。當官員普遍處于“今天在位、明天可能被抄家”的不確定狀態時,他們更關心的是如何自保和套現,而不是長期治理和公共服務。這不僅會降低行政效率,還會讓整個體制更加短視和投機化——腐敗從“制度化、半公開”變成“隱蔽化、高風險”,但并不會真正消失。
這些數字也在向社會傳遞一個危險的信號:國家可以隨時以“反腐”的名義剝奪個人財產,而被剝奪者幾乎沒有真正的司法救濟空間。當權力凌駕于規則之上,“反腐”就很容易滑向“選擇性執法”和“合法掠奪”。在這樣的環境下,無論腐敗是否真的減少,社會都會變得更加不安——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今天是“腐敗官員”被抄家,明天可能就是任何一個被盯上的人。
因此,當我們看到“抄家金額年年飆升”時,與其簡單地得出“俄羅斯更腐敗了”的結論,不如說:這個國家正在用“反腐”的名義,掩蓋更深層的財政困境和治理危機。腐敗可能一直都在那里,只是現在被更頻繁地拿出來“示眾”;而國家之所以越來越熱衷于“抄家”,恰恰說明它已經越來越缺錢、越來越需要用這種方式來維持運轉。
歸根結底,這些驚人的數字既不是反腐成功的勛章,也不是腐敗加劇的證據,而是一個體制在壓力下的自我消耗:用“抄家”維持財政,用“反腐”掩飾矛盾,用“沒收金額”營造出一種虛假的“正義正在實現”的幻覺。至于俄羅斯未來會走向何方,答案恐怕不在這些千億盧布的數字里,而在它能否真正建立起透明、可問責的制度——否則,“抄家”只會一輪接一輪,而腐敗和貧窮,可能一個都不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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