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一提到樸樹，大家腦子里冒出來的第一個詞，多半是“窮”。
第二個詞，可能是“擰巴”。
你看他在綜藝節目上，主持人問他為什么來，他耿直地說“我最近真的很需要錢”。
上《樂隊的夏天》，唱完歌就想走，直言“到點了，我得回去睡覺了”，搞得馬東哭笑不得。
他好像永遠都游離在娛樂圈的規則之外，一臉“我是誰，我在哪，我為什么在這兒”的表情，活脫脫一個被生活逼著出來營業的藝術家。
很多人都覺得，樸樹這么格格不入，這么缺錢，是不是因為出身普通，一路走來特別坎坷？
可誰能想到，他竟然長在一個超級學霸家庭里。
他爸濮祖蔭先生是磁層物理和空間等離子體物理專家，就是研究地球磁場、太陽風這些宇宙級現象的頂尖科學家。
他還是我國“地球空間雙星探測計劃”的發起人之一，這個計劃就是咱國家第一次正兒八經和歐洲空間局合作，往天上送了兩顆衛星去搞科學探測。
濮老爺子更是國際宇航科學院的院士，北京大學的教授、博士生導師。
說白了就是國寶級的科學家，腦子里裝的是星辰大海。
母親劉萍也是北大教授，中國第一代計算機女工程師。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計算機還是個稀罕玩意兒的時候，她就參與了我國第一臺百萬次大型計算機（150機）的研制工作。
這在當時，絕對是站在科技最前沿的先鋒人物。
兩人中學就是同學，1966年春天結婚，組了個名副其實的高知家庭。
北大家屬院里，長大孩子的標準路線基本就是北大附小、附中、北大，然后出國深造、當教授。
在這樣的環境里，家長們對孩子最大的期望，自然就是子承父業，或者至少，也要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知識分子。
上北大，似乎是這里的孩子與生俱來的“出廠設置”。
可偏偏樸樹這孩子，從小就“水土不服”。
他的學習成績一直不算拔尖，尤其是“小升初”那會兒，差了0.5分沒考上北大附中，這對父母來說簡直是奇恥大辱。
=濮教授甚至親自去找了附中的校長，結果碰了一鼻子灰。
這件事對樸樹的刺激特別大，他覺得自己成了家里的“敗筆”，在那個全是學霸的環境里抬不起頭。
其實家里還有一個“叛逆”的火種，那就是他的哥哥濮石。
哥哥比他大幾歲，早早就接觸到了流行音樂，偷偷聽羅大佑和崔健。
后來哥哥更是做出了一個讓全家震驚的決定——放棄學業，離家出走，去當一個流浪歌手。
哥哥的這次“示范”，像一顆炸雷，在濮家引爆了。
父母眼看大兒子已經“跑偏”，就把所有的希望和更嚴厲的管教，全都壓在了小兒子樸樹身上。
他們希望用高壓政策，把樸樹牢牢地按在“成為科學家”這條既定軌道上。
壓力越大，反抗就越強。父母的期望像一座大山，壓得樸樹喘不過氣。
他開始失眠、抑郁，在上高中的時候，就已經嚴重到需要去看醫生、吃藥治療的程度。
他感覺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個設定好的程序，毫無樂趣可言。
唯一的出口，就是音樂。哥哥留下的那些磁帶，成了他的精神避難所。
羅大佑的深刻、崔健的吶喊，讓他看到了一個與北大校園完全不同的、充滿激情和自由的世界。
他開始學吉他，自己偷偷寫歌，把所有無法向外人訴說的苦悶、壓抑和對世界的困惑，全都寫進了旋律里。
到了高三，眼看考北大無望，父母退而求其次，希望他能考個差不多的大學。
在巨大的壓力下，他硬著頭皮復習，最后考上了首都師范大學的英語系。
這在普通家庭看來已經很不錯了，但在濮家，這只能算是個勉強過關的成績。
進入大學的樸樹，并沒有找到解脫。
他不喜歡自己的專業，更無法融入大學生活。
那種被安排好的人生軌跡，讓他感到窒息。
終于在大二那年，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退學。
可以想象，這個決定對濮祖蔭教授夫婦是多大的打擊。
他們培養了二十多年的“學者苗子”，徹底“枯萎”了。
但這一次，看著兒子因抑郁而憔悴的臉，他們或許是想起了已經遠走的大兒子，或許是真的怕失去這個小兒子，最終選擇了妥協。
退學后的樸樹，有兩年時間就待在家里，每天抱著吉他寫歌。
那段時間，他像一臺不知疲倦的創作機器，寫了幾十首后來我們耳熟能詳的歌。
他把所有的積蓄都用來買樂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圈內名聲大噪的才子，正和宋柯一起搞“麥田音樂”。
樸樹揣著自己的小樣去找他們，那個場景后來被高曉松反復提及：
一個有點靦腆、不愛說話的年輕人，抱著吉他，一開口，就把在場的所有人都震住了。
高曉松后來回憶說，他當時聽完樸樹唱的歌，激動得不行，覺得這才是真正的音樂人，一個“唱著自己的生活和思考的詩人”。
他當即決定，砸鍋賣鐵也要給樸樹出專輯。
于是就有了1999年那張橫空出世的專輯——《我去2000年》。
這張專輯就像一顆重磅炸彈，引爆了整個華語樂壇。
《白樺林》的憂傷、《那些花兒》的懷舊、《New Boy》的朝氣，每一首歌都精準地擊中了那個世紀之交，年輕人心中那種迷茫、彷徨又充滿希望的復雜情緒。
樸樹一夜成名，成了無數文藝青年的偶像。
成名并沒有給他帶來快樂。他討厭宣傳，討厭采訪，討厭參加各種商業活動。
他覺得這一切都太虛假，太消耗人的精力。他只想安安靜靜地寫歌、唱歌。
這種與商業社會的格格不入，讓他再次陷入了痛苦。
在事業最巔峰的時候，他選擇了“消失”，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再發新專輯。
他出生在一個極度理性、講究邏輯和秩序的科學家家庭，但他偏偏是一個極度感性、追求內心自由的藝術家。
這種天生的矛盾，注定了他一生的掙扎。
音樂不是他選擇的職業，而是他的自救方式，是他對抗那個不屬于他的世界的唯一武器。
當他站在舞臺上，唱著“我從遠方趕來，赴你一面之緣”，他不是在表演，他是在和自己的靈魂對話。
當他說“我需要錢”，這并不是一句玩笑，而是他作為一個堅持純粹創作的音樂人，在現實面前最無奈也最真實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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