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記錄的封存問題，為何牽動大家敏感的神經

一百多年前，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寫了他最著名的一部小說《悲慘世界》。《悲慘世界》寫得很長，也寫了很久，整整三十年。雨果的作品放到今天，可讀性也是很強的。他的作品往往既像爽文一樣好看，又和名著一樣深刻。

他特別擅于把一些極端的情況湊到一塊來碰撞，看得讀者陣陣嘆息。

《悲慘世界》里有一個經典的橋段。主角冉阿讓從監獄里出來后，徒步前往法國和瑞士邊境的一座城市，這是官方指定要他去的地方。因為有犯罪記錄，一路上沒有任何旅店或飯館愿意接待他，他只能餓著肚子一路流浪。

來到狄涅城的時候，他碰上了善良的莫里哀主教。莫里哀沒有嫌棄他，請他到家里吃飯，還給他床鋪，讓他在自己家里住一晚。可是，過去十九年的牢獄之災已經使冉阿讓有些黑化了，他趁機偷竊了莫里哀家的銀器，帶著它們連夜逃跑。

沒跑多遠，他就被盤查的警察給抓住了。警察認得這些銀器是莫里哀主教的，便把他帶回了主教家里。

結果，莫里哀主教不動聲色地說：“這些銀器，是我送他的。”

為了表演得更像一些，他還臨時加送了一對銀燭臺，并且說：“不要忘記，永遠不要忘記您答應過我，您用這些銀子是為了成為一個誠實的人。”

冉阿讓淚流滿面，從這一瞬間開始，他決心盡一切努力做個好人。當然，他后來憑著驚人的毅力，成為了不起的好人之后，他所處的世界卻不能夠接納他，這些是后話。

當年讀到上段那段情節時，我深受觸動，想了很久很久。

寬恕罪惡，幫助他們向善，可能是比懲罰更好的選擇。

但，這是錯的。

也許在兩百年前的法國，被關進監獄，被判19年苦役的，有許多只不過是為了養活年幼的外甥，困苦中偷了一塊面包的良善之輩，但這不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經驗。

冉阿讓是一個好人，只不過因為他是小說里的人物，只不過是因為他屬于另一個時代。不要因為這個角色閃閃發光，就傻傻地以為所有壞人心底都有一個善意的靈魂。

善惡許多時候就是天生的，一部分人就是天生的惡魔。而且，并不是所有邪惡的人，都能夠被寬恕感動，都能夠被善意點化，絕大多數都不能。

《論語》里頭說得很好：以德報怨，何以報德？

正確的做法就是以直報直，以德報德。犯罪了就應該受到對應的懲罰，善意和獎勵要用到好人身上。壞人想要被寬恕和翻身，先像冉阿讓一樣做許多好事來證明自己再說。

遺憾的是，歐美近世流行的風潮，正是對壞人無限圣母。挪威的布雷維克，用槍和炸彈殺害了77名平民。對他的懲罰，是坐21年牢。坐牢的條件還相當舒適，一房一廳，要給他提供營養的食品，提供書籍，提供健康器材和電子游戲。

對惡徒的這種虛偽善意，是對被害者與家人的惡毒傷害。歐美出現這種風潮，既是歷史的反噬，也是因為這種夸張的表演，更能夠吸引到關注的目光。

就和新聞學上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一樣，關懷好人與正常人是吸引不到流量的，關懷惡魔才能夠騙到全世界，給自己封圣。愛人類，在火災中救人，沒有多少人關注。要救一條狗，那才能夠感動全世界。

比上面這種遺憾更遺憾的是，這種風潮確實在影響著我們，在一些角落試著腐蝕著我們的基礎。近段時間，大家對吸毒記錄的封存問題如此關注，就是因為擔心這種影響使我們的法律法規變得過于圣母，對一些不良行為過度寬容，最終重蹈自己與他國的歷史覆轍。當然，這個問題確實要更復雜一些，也不應該過于上綱上線。我個人相信，上述那種影響，持續不了太長的時間。

正本清源，好法律就是對壞人苛刻一點，對好人友好一些。壞法律相反，對正常人、好人處處苛刻，對壞人卻無限圣母。

后者并不是文明的進步，而是自我毀滅，并不值得我們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