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南博“監守自盜”的徐湖平，我想起保護文物不堪壓力自殺的姚遷

作者：黑馬詩語

有網友說，讓我再深入“分析”一下徐湖平，我想，徐大院長的事情不能再分析了，若再深入分析，我忍不住又會觸及到更多腐敗的“老底”——

那樣，那些隱藏在“深處”的腐敗制造者們，又會安上“莫須有”的罪名來刪除我的文章了！

針對徐湖平的“深入剖析”，我今天發的視頻，也能概括一二，大家有興趣可去看看。

不過，看了南博被舉報“監守自盜”的徐湖平，使我想起了因保護文物不堪壓力自殺的姚遷，兩者一對比，就知道要做個真院長有多難！

80年代，南京博物院的院長姚遷自殺事件，在當時可謂是文博圈內的一件轟動性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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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遷原名姚憲昌，1926 年 3 月生于江蘇如東一個書香世家。青年時代的他滿懷救國理想，1944 年就投身革命，在蘇中抗日根據地從事宣傳工作，這段經歷塑造了他剛正不阿、堅守原則的品格。

新中國成立后，姚遷轉入文化戰線，憑借對歷史文物的深厚熱愛與學術天賦，逐步成長為文博領域的頂尖專家。

1962 年，36 歲的姚遷出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1964 年升任院長，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級博物院院長之一。

在長達二十余年的任職期間，姚遷將全部心血傾注于南博的建設與發展，帶領團隊完成了多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工作：

①主持編撰《六朝藝術》《南朝陵墓石刻》等學術巨著。《六朝藝術》至今仍是研究六朝文化的權威典籍，書中對南京西善橋墓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的考證，為中國美術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實物依據；

②參與盱眙 “大金獸” 的征集保護工作，這件重達 9 公斤的西漢黃金鑄品，是目前中國發現的重量最大的古代金器。姚遷親自帶隊赴盱眙現場勘查，制定科學保護方案，使其得以完整留存；

③推動成立江蘇考古學會，搭建起全省文博工作者的學術交流平臺，為江蘇考古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姚遷以 “學術功底扎實、實干精神突出” 著稱。他不僅是伏案研究的學者，更是深入一線的考古實踐者。

上世紀 70 年代，姚遷主導揚州唐代遺址考古發掘，通過對 1590 平方米遺址的系統清理，發現 21 座手工業作坊爐灶、7 座窖井及大量文物標本，首次揭示了唐代揚州手工業的分工體系與商業繁榮景象。

姚遷在《唐代揚州考古綜述》中提出的 “唐代揚州手工業分工促進商品經濟發展” 的學術觀點，至今仍被考古學界引用。

作為博物院的院長，姚遷始終堅持 “文物為國家所有” 的原則，在文物征集、保護、展覽等各項工作中親力親為。

1979 年，他專程赴京與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協商南遷文物保管事宜，經過多方溝通，最終促成故宮暫存南博的一批文物長期留存江蘇，為地方文博事業爭取了寶貴資源。

正是在姚遷的努力下，南京博物院的藏品規模才從1964 年的10萬余件，增長至1984年的 23 萬余件，一躍成為全國館藏最豐富的省級博物院之一。

可就是這樣一位優秀的院長，為何會自殺呢？

首先，姚遷是一個“只認死理保護文物”的學術型院長。他認為，南博院長的第一責任就是要守候好文物，保護好藏品。

可他的這個“死理”，在某些附庸風雅，又有占有欲的大人物面前，就會吃瞎虧，上大當。

當年，江蘇一些愛慕字畫的大人物，要看院里的館藏有名字畫，而這些人呢，偏偏不想來館里看，只喜歡借回家去看。

而博物館的藏品呢，是絕對不允許借回家去看的，這也是文物保護最基本的規定。可向姚遷借字畫的這些人呢，又都是些特殊人物，姚遷想不借都不行，最后沒辦法，只能讓他們借。

姚遷覺得，自己對這些藏品負義不容辭的保護責任，對借出的每′件藏品，他都做了記錄，把藏品的品名，借出的時間，需要歸還的日期，借閱者的姓名等，都一一登記在冊。

到了歸還的時間，姚遷就根據這個記錄上門去催要借走的藏品。雖然是有憑有據，可一般都很難催要回來。

認死理的姚遷呢，一次要不回來，他就兩次、三次地要，催要的次數多了，那些大人物們就開始不高興了。

引起了大人物們不高興，結局可想而知，肯定要被“吃瞎虧”！

其次，姚遷不會投機鉆營。如果換個會來事的院長，那就會“壞事”變“好事”，不僅不會被追究責任，還能讓自己從中撈到好處。

只要把借出的藏品假裝給忘了，大人物們都會心知肚明，不但不會有什么惡劣后果，反而還會因“會來事”得到賞識。

能得到大人物們的賞識，升官發財，那不就小事一樁了。

可惜，姚遷竟錯過了這些別人夢寐以求的大好機會！

最后，既然你“不懂事”，那就讓你倒霉。就在姚遷懷著保護文物的職責一次次催要的過程中，一些針對他的“倒霉”行動就開始了。

要讓一個人“倒霉”，在體制內最好的辦法，就是從生活作風和經濟問題入手。

于是，有人開始針對姚遷的生活作風問題著手了，可一查，沒想到姚遷是個一心撲在工作上的書呆子，生活古板單調，翻個底兒朝天都沒尋到半點生活作風瑕疵。

既然生活作風沒問題，那就查經濟上有沒有污點。可搜根搜底查了一氣，姚遷一分錢的貪污受賄都沒查到。

就在查處姚遷進入了“死胡同”的時候，有人發現了一個可以讓姚遷“倒霉”的機會。

有一次，南京博物院收到了一件文物，由姚遷帶頭做了鑒定，并親筆給出了鑒定的具體意見。當時博物院的一位工作人員做了記錄，后來此人根據記錄寫成了文章。

這名工作人員覺得自己在這方面不夠權威，于是就把姚遷的姓名和自己名字放在一起拿去發表了。

文章發表之后，此人才告訴姚遷，還拿出了一部分稿費分給了姚遷。

姚遷當時知道后很生氣，這人怎么能這樣，不征求我的意見就私自放上了我的名字呢？

本來這是一件前因后果都非常清楚的事情，可是沒想到，這次意外署名就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最后就成了他“倒霉”的依據：

——理由也很簡單，這是姚遷剽竊他人的研究成果！

隨著媒體的介入，此事持續發酵，姚遷在學術上剽竊他人成果的事就上綱上線了。

光明日報于1984年8月26日和27日，連續發表了打壓姚遷的文章。題目分別是《南博院長姚遷以權謀私、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姚遷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存在嚴重問題》，不僅如此，還配發了評論員文章《知識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

據姚遷當時和朋友說，他去醫院看病的時候，別人看他的眼光都不一樣了！

最后，姚遷就在這樣巨大的壓力下，于1984年11月8日選擇了上吊自盡，終年58歲。

姚遷自殺事件發生后，不只引起業內震驚，連海外也有諸多報道，在內外輿論共同的作用下，此事得到了最高層重視。

1985年8月3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日報等媒體發出為姚遷平反的消息。1985年11月18日，南京博物院為姚遷舉辦了追悼會，姚遷的不白之冤終于得到了平反。

一個優秀的文物專家被白白冤死，可背后推動這件事的人呢，卻始終都沒受到公開處理。

姚遷的倒霉，從作風問題查到經濟問題，再從經濟問題又查到學術問題，最后從“意外署名”的小事上，把他緊緊定在了“恥辱柱”上，直至把他定得“自殺身亡”！

姚遷，作為眾多文物管理者中的一員，縱觀蠅營狗茍的世道，他可能是這些管理者中最認真的一位了。

更令人更悲哀的是，他很可能是最后的一位，也是最認真的一位文物保護者！

今天，看了徐湖平的種種無恥勾當，姚遷這位真正的南博院長，一生，又是何等的偉大而悲壯！

姚院長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