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喜歡給小費啊！朝鮮導游會向游客索要小費嗎？

清晨六點的平壤火車站，金英姬已經站在月臺上。這位二十四歲的朝鮮姑娘穿著熨燙平整的制服，胸前別著印有金日成主席像的徽章，手里舉著寫有“中國友好旅行團”的牌子。她的站姿筆直得像是接受檢閱的士兵，只有微微抿著的嘴唇透露出她的緊張——這是她作為實習導游接手的第一個中國團。

火車進站的汽笛聲劃破寧靜，英姬深吸一口氣，露出訓練了三個月的標準微笑。當中國游客陸續走出車廂時，她注意到他們中的許多人正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著自己，有些人已經掏出了手機。

“請不要拍攝火車站。”英姬用略帶口音但流利的中文說道，聲音溫和卻堅定。這是培訓時反復強調的第一條紀律：控制影像的邊界。

羊角島酒店高聳在江心島上，大理石地板光可鑒人，旋轉門永遠勻速轉動；涉外餐廳提供銅碗銅筷的套餐，服務員身著傳統服飾，笑容的角度經過精確計算；商店里陳列著人參酒、刺繡和宣傳畫冊，價格標簽上的數字讓中國游客暗自咋舌——這通常是朝鮮本地商店物價的五到十倍。

英姬所在的旅行社是國營機構，她的同事大多畢業于平壤外國語大學或金日成綜合大學，掌握至少一門外語。她們被選中不僅僅因為語言能力，更因為家庭背景清白、政治可靠、外貌端莊。在朝鮮，導游是國家的臉面，是意識形態的守門人，也是外匯收入的直接創造者。

“我們的工作是向世界展示真實、美麗、強大的朝鮮。”培訓老師的話言猶在耳。但什么是“真實”，英姬越來越感到困惑。她帶領游客參觀整潔如模型的城市、豐收的集體農場、熱情洋溢的少年宮，卻要巧妙地繞開那些未經批準的街區；她介紹國家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的優越性，卻不必提及普通人需要憑證領取生活必需品的現實。

第三天傍晚，旅行團在平壤一家涉外餐廳用餐。英姬站在一旁，看著中國游客品嘗著大同江啤酒和冷面。這時，一位五十多歲的中國阿姨走過來，用關切的語氣問：“小姑娘，你累不累啊？站了一天了。”

“不累，為人民服務是我們的榮幸。”英姬脫口而出，隨即意識到這聽起來太像官方口號。她補充道：“而且我很喜歡和你們交流，可以練習中文。”

阿姨點點頭，突然壓低聲音：“你們工資高不高啊？”

英姬頓了頓，選擇了一個標準答案：“我們的收入足夠生活，國家提供一切保障。”

事實上，她的月薪相當于大約50美元，這在朝鮮屬于中等偏上收入。但導游有額外的“機會”——外匯商店的員工積分、偶爾的物資獎勵，還有那個培訓時從未提及、卻在老導游間悄悄流傳的秘密：小費。

晚餐后回酒店的大巴車上，英姬照例介紹第二天的行程。介紹完，她猶豫了一下，加了一段即興發揮：“我剛開始做導游，中文說得不好，請大家諒解。我正在學英語，希望將來能帶歐美旅行團。”

“為什么想帶歐州呢？”一位年輕游客隨口問道。

英姬笑了笑，那笑容比平時的標準表情多了幾分生動：“因為他們喜歡給小費啊，歐州游客通常會根據服務給小費。”

車廂里安靜了片刻，然后響起低低的笑聲。英姬的心臟猛地跳動起來——她是否說得太多了？是否越過了那條無形的紅線？

那疊人民幣的分量

讓英姬意外的是，第四天早上，旅行團的領隊找到她，遞過來一個信封。“這是大家的一點心意，感謝你這幾天的服務。”

英姬的手微微顫抖。透過信封的厚度，她能感覺到那疊人民幣的分量。按照黑市匯率，這可能是她兩個月工資的總和。

“這...這不符合規定。”她本能地說。

“這是我們自愿的，你服務得好。”領隊堅持把信封塞進她的口袋，“收下吧，別讓人看見。”

那天余下的行程里，英姬的表現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她講解得更詳細了，偶爾會分享一些個人經歷：她在平壤長大的童年，大學時如何熬夜學中文，母親在紡織廠工作的辛苦。當經過凱旋門時，她甚至主動提議為游客拍合影——這是她之前盡量避免的，因為這意味著游客的相機里會留下她的影像。

“中國游客很好，素質高，而且...”她頓了頓，找到了合適的詞，“慷慨。”

英姬的導師，一位帶過十五年團的資深導游，曾私下告訴她：“小費是外國人對你個人服務的認可，這不是賄賂，也不是施舍。”但導師也警告：“永遠不要主動索要，永遠不要期待，永遠要表現得意外和感激。”

這種微妙的平衡需要高超的技巧。導游必須在不直接索要的前提下，暗示自己的辛勞與服務價值；必須在接受小費時表現出恰到好處的驚喜與不安；必須將這筆額外收入妥善處理——大部分可以自己留下，但最好與司機、餐廳服務員適當分享，維持團隊的和諧。

行程最后一天，英姬帶領游客登上主體思想塔俯瞰平壤夜景。城市燈火稀疏，與對岸中國丹東的璀璨形成鮮明對比。一位游客輕聲感嘆：“這里真安靜啊。”

英姬沒有接話。她想起了白天收到的小費，那疊人民幣現在還藏在她宿舍床墊下面。這筆錢意味著什么？它可以買幾斤市場上難得一見的水果，可以為母親添置一件質量更好的冬衣，可以換成美元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更重要的是，這筆小費讓她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服務被量化成了貨幣價值。在計劃經濟體系里，她的工資由國家規定，與個人表現無關；但小費不同，它直接反映了游客對她個人的認可。這種感受復雜而危險——既有一種被肯定的喜悅，也有對體制忠誠度的隱秘背叛感。

“您喜歡平壤嗎？”英姬問那位游客。

“很特別，和我想象中不一樣。”游客斟酌著詞句，“人也很好，就像你一樣。”

英姬笑了笑，這次的笑容沒有經過任何訓練，純粹而自然。她想，也許這就是為什么盡管有諸多限制，她還是喜歡這份工作。在帶領外國人參觀這個國家的過程中，她也在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

送別旅行團的那天，英姬在火車站與每位游客握手告別。當火車緩緩啟動時，她把手伸進制服口袋，摸了摸那個已經空了的信封。小費早已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但信封本身被她留了下來，作為第一次完整帶團的紀念。

回到旅行社匯報工作時，英姬沒有提及小費的事。主任對她的表現給予肯定，特別表揚了她“靈活處理與中國游客的關系”。這句話讓英姬心中一動——難道主任知道什么？還是這只是一句普通的評價？

那天晚上，英姬在日記本上寫下一段話：“今天收到了人生第一筆小費。游客說這是對我服務的感謝。我服務得好嗎？我只是做了該做的工作。但為什么他們的感謝讓我如此開心？也許不是因為錢，而是因為他們看到了我——金英姬，不僅僅是一個國家導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