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錦州的一位老人,接到自稱是電信工作人員的電話,說可以免費升級家里的寬帶和座機服務。對方穿著整齊,帶著設備上門,說得頭頭是道。老人沒多想,便允許他在家中安裝了一臺白色網關設備。唯一奇怪的是,對方叮囑:“接下來三天,千萬別用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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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通操作看似尋常,實則暗藏殺機。幾天后家人察覺異常報警,警方到場拆解設備才發現——這根本不是什么“升級服務”,而是一臺VOIP網關,能讓境外詐騙分子通過她家的固話號碼撥出本地來電,偽裝成“官方電話”實施詐騙。這位老人,在毫不知情中,成了犯罪鏈條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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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被央視曝光的案件,并非孤例。它像一面鏡子,照出的不只是技術詐騙的升級,更是老年人在數字時代中愈發脆弱的信任防線。
我們常說,老年人容易輕信,可他們真的是“太傻”嗎?或許更該問的是:為什么他們總是愿意相信那些看似“熱心”的陌生人?為什么“免費”兩個字,總能輕易打開一扇家門?
答案不在個體愚昧,而在整個社會心理結構的深層裂痕。
老年人成長于一個講求秩序、尊重權威的年代。在他們的經驗里,“穿制服的人”“拿著工牌的工作人員”“打著官方名義的電話”,從來都是可信的。這種對權威的天然信任,本是一種社會運行的潤滑劑,卻成了騙子最易撬動的支點。心理學中的“權威效應”早已揭示:人在面對權威符號時,會不自覺地降低防御。而當這種權威披上“為你好”的外衣——“不裝就停機”“現在不領就沒了”——恐懼與占便宜的心理交織,理性便悄然退場。
更深層的,是孤獨。許多老人獨居在家,子女不在身邊,社交圈日漸萎縮。一個上門噓寒問暖的“小張”,一句“阿姨我比你孩子還關心你”,就能瞬間擊穿心理防線。這不是簡單的騙局,而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情感劫持。社會支持理論指出,當現實中的情感聯結斷裂,人更容易將短暫的關懷誤認為真實。騙子不是在賣產品,而是在販賣“被在乎”的錯覺。
而“免費”二字,更是直擊人性軟肋。對經歷過物質匱乏年代的老人來說,“不要錢”本身就是一種誘惑。他們未必不懂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但“萬一真是福利呢?”“錯過就沒了”的念頭,足以壓倒警惕。行為經濟學中的“損失厭惡”告訴我們:人對“失去”的恐懼,遠大于對“獲得”的喜悅。騙子正是利用這一點,把拒絕包裝成“損失”,讓老人主動走進圈套。
技術越復雜,騙局越隱蔽。VOIP、GOIP、遠程操控……這些詞對年輕人尚且陌生,更別說老年人。當認知能力隨年齡下降,信息處理變得吃力,他們只能依賴最原始的判斷標準:這個人看起來像好人嗎?他說的話合情合理嗎?而騙子,恰恰最擅長扮演“好人”。
這場騙局的可怕之處,還在于受害者可能毫不知情。他們沒丟錢,沒轉賬,甚至沒接到詐騙電話——但他們家的電話線,正在為千里之外的犯罪服務。一旦案發,他們不僅面臨法律風險,更可能陷入“我是不是幫兇”的自責與羞恥。而這種沉默與羞恥,又讓騙局得以繼續蔓延。
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城市已經開始行動。青島的營業廳里,設立了“反詐便民點”,老人辦業務的同時就能聽一段反詐提醒;唐山的社區“愛心翼站”,把防騙課嵌入老年用戶的入網流程;上海推動養老機構發放《防詐告知書》,把預警送到床頭。更有地方推出“親情守護”功能,子女可通過APP遠程幫父母攔截可疑電話,AI系統也能自動識別高危通話并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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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措施的共同點是:不把責任全壓給老人。它們承認一個事實——防范詐騙,不能只靠個人警覺,更需要家庭、社區、技術與制度的共同托舉。
我們無法要求一位70歲的老人熟練掌握通信原理,就像不能指望獨居老人靠自己抵御情感操控。真正的安全,不是讓他們“別信”,而是讓值得信任的人和機制,真正出現在他們身邊。
下次當你父母接到“免費升級”的電話,請別只說“別信陌生人”。不妨多打一個電話,陪他們核實一次,或者干脆幫他們把“國家反詐中心”的預警打開。信任,不該是老年人獨自承擔的風險,而應是我們共同守護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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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被利用的安裝工,其實也是受害者。他通過網絡求職被招募,拿點小錢跑腿,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助紂為虐。這說明,整個騙局鏈條上,沒有真正的贏家。唯有重建信任,切斷漏洞,才能讓技術服務于人,而不是成為割裂社會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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