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最大”漢奸，建立虛偽政權，為何現在還有人給他辯護？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舉行了還都典禮。汪精衛身后的青天白日旗，專門將滿地紅的底色去除掉，好似一塊已經褪色了的裹尸布。觀禮席上德國大使的西裝領針閃爍著卐字徽的光芒。日本特使影佐禎昭的軍刀始終沒有解開。這一情景便是虛偽政權的隱喻：侵略者都不屑于掩飾自己的掌控欲望，叛國者偏偏要給自己縫制合適的新衣。

我認為國際社會的辯護詞中存在地緣政治的黑色幽默。維希法國承認汪政權的時候，《費加羅報》的社論表示亞洲需要穩定力量。蘇聯和日本簽訂《中立條約》之后，塔斯社發布通告稱尊重亞洲人民自主進行選擇。最為絕妙的是美國駐上海領事給國務院發送的密電，一方面標注這個政權是傀儡，另一方面建議暫時保持領事級別的接觸來保護美國的資本。這種精神分裂式的外交，如同在妓院談論圣經的傳教士一般。

有些辯護包含著那種隔岸觀火的算計。英國駐重慶的大使卡爾一邊向丘吉爾報告汪系政權沒有什么民意方面的基礎，一邊默認怡和洋行和偽政權進行醫藥方面的生意。他的日記當中這樣寫道：就好像對待威尼斯傀儡政府一樣，在必要的時候可以聞聞香皂，但是不要真的覺得它能夠生產香皂。這種殖民者的傲慢，比直接進行譴責更會傷害民族的自尊。

當我們在東京審判檔案中看到法國維希政府向汪政權發出賀電的時候，就去對照同一時期戴高樂在倫敦的演講。有些妥協如同濕棉被，看起來好像能夠起到御寒的作用，最終卻只會使人凍僵。這種認知方面的錯位，難道不就是弱國在叢林世界里共同的悲劇？

當下在南京總統府展覽廳之中，汪精衛的就職演說稿和延安《解放日報》的《槍決漢奸令》擺放在一起。兩張呈現出泛黃狀態的報紙彼此之間的距離僅僅有三米，但是卻展現出背叛與忠誠的極為巨大的不同之處。或許歷史的評判并不存在于外交照會之處，而是存在于時間的考驗過程當中。所有虛偽的政權，最終都將會成為警示后人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