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山西第一書記謝振華下命令，為民除害、槍斃楊成效

1969年在太原五一廣場舉辦了一場公審大會。當謝振華簽署執行令的時候，筆尖在“謝”字的最后一捺那里停頓了半秒鐘。他剛剛成為山西省委的第一書記，大概沒有預料到，自己大半生都在打仗，最后竟然要用朱筆來處置一個叫做楊成效的造反派頭目。在刑場上的時候，楊成效死的時候還穿著仿制的軍裝，胸前那枚大大的毛澤東像章，在八月的陽光下面閃爍得讓人眼睛發暈。

我認為這場處決最值得探究的是時機。1969年7月23日中央發布布告表示要懲辦罪大惡極的現行犯罪分子，謝振華在8月就將楊成效押上公審臺。這如同他當年在淮海戰役圍殲黃伯韜兵團時的那種節奏一樣的雷霆手段。戰機是很容易稍縱即逝的，關鍵就在于要快準狠。聽說在公審的前一天晚上，謝振華特意調閱了楊成效沖擊太原八中的現場照片：課桌椅被砸爛后堆成了工事，黑板上還有在武斗前夜所寫的文攻武衛標語。

記得在檔案中有一個細節，謝振華于六十九軍作戰室分析楊成效案的時候，將四類罪行對應到布告具體條款，如同戰時沙盤推演一般標注關聯性。當讀到迫害老干部致死這條內容的時候，他突然向軍法處長問：“1938年我們在晉西處理叛徒，是不是也是這樣羅列證據鏈？”這種跨越了三十年的條件反射，體現出老行伍所特有的辦案邏輯，在他看來，清理武斗分子和當年攻打鬼子炮樓沒有什么差別，都得首先掐準法理依據。

這么看來，楊成效的覆滅早就存在伏筆。他出身于偽滿官僚家庭。勞改釋放之后借著運動的勢頭成為了十三冶造反的總指揮。在最猖狂的時候還說山西越亂越好，還曾經策劃過沖擊外國使館區。可偏偏謝振華是從長征路打到上甘嶺的硬骨頭，怎么能夠容忍這樣的禍害。聽說在逮捕行動的那一天，謝振華跟帶隊軍官交代的就只有九個字：按照布告來辦理，不要節外生枝。

公審現場的布置具有一定的深意。五一廣場是楊成效曾經奪權的地方，謝振華選擇這個地方作為刑場。當審判長念到燒殺奸淫等罪狀的時候，臺下群眾之中有人哭喊著還我女兒，那是太原八中遇害女學生的母親。地點和罪證在空間上相互疊加，比宣傳稿更具有震撼的力量。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謝振華槍決楊成效這件事情的本質是一場撥亂反正的精準手術。當時山西武斗團伙囤積的武器數量多到足以進行局部戰爭，單單太原鋼廠就流失了三千多噸鋼材用于制造土槍。謝振華就以《七二三布告》作為手術刀，首先將楊成效這個病灶切除，隨后順勢收繳全省的武斗裝備。他的這種抓大放小的策略，和他在1949年攻打上海時市區不使用重炮的克制情況是相同的。

1971年，謝振華由于抵制大寨模式而遭到批判。那時候山西的老鄉們還在流傳他當年處決楊成效的舊事。到了1980年，像鄧小平這樣的中央領導提及謝振華在山西的工作，也肯定他在特殊的年代里讓山西保持穩定的貢獻。歷史就是如此的有趣：真正能夠讓眾人銘記于心的政績，往往不在很多紅頭文件當中，而是在老百姓們交談的時候被說起。

現在山西省檔案館第73號柜子當中，楊成效的案卷宗封面已經呈現出泛黃的狀態。在第四項罪證的旁邊，還留存著謝振華用紅鉛筆所劃的杠。那道杠的痕跡很深，仿佛是在向后人提示：在混亂的時代采用嚴厲的措施，并非是簡單的殺戮行為，而是對于秩序最為直接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