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館曝6大罪狀，42人聯合舉報，前院長發聲回應

導火索不避諱，還是那起龐家舊藏的焦點個案，1959年捐入137件，其中標注最醒目的那幅仇英《江南春》，2025年5月在北京的預展燈下出現，估價寫著8800萬元，家屬龐叔令接到消息，回撥到館方的答復是“1961、1964兩次偽作結論，九十年代按規定處置，2001年以6800元售出”，隨即走上訴訟，要求提供鑒定原件與全流程流轉記錄，回復口徑一致，材料不對外，窗口只留下收件回執。

舉報信里說的“鑒定不透明”落到《江南春》的紙面證據上更具體，家屬拿到的底稿片段有一句“1961年意見：陳鎏題引首真”，陳鎏的年代坐標晚于仇英，說明構成里包括明代真跡部分，“整體偽作”的結論就需要更詳細的專家意見與會審記錄支撐，列明參與者姓名、鑒定要點、工作底稿，缺一處就容易留下爭議。

專項資金使用的問題，附件里的數據把時間段圈在2020—2024年，申報總額1.2億元，用于修復的撥付統計不足3000萬元，其余對應基建與福利的科目需要解釋，審計與復核的流程需要補充公開，專款專用的原則寫在制度里，也要落在賬目上。

42人的聯合行動并非臨時起意，證據收集跨度一年多，舉報信里列出17起個案，既有龐家案，也有青銅器去向與書畫處置的爭議，目的在于推動全流程復盤，把行業里反復出現的薄弱點逐項對標制度，修補可以落地。

館方的對外通報落在12月17日，話術還是那句“鑒定與處置符合當時規定”，配合審理的態度擺在紙上，六項質疑未逐條回應，《法治日報》的問詢得到“不宜對外回復”，輿論場里的視線轉回到“用材料說話”，把時間線、編號、簽批節點、出入庫影像擺在一起，公眾就能自行比對。

制度層面的回溯需要第三方聲音介入，周慶基給到的判斷是管理松散與監督缺位構成主要成因，九十年代法規體系不完備，執行層面依賴人治，形成存量遺留問題，今天可以做的，是把法規細則與監督機制補齊，讓爭議有可操作的路徑。

行業專家的提醒也很直接，捐贈所有權歸國家這一條不等于告知與監督可以省略，知情權與監督權是對等權利，博物館角色是守護者，處置與鑒定需要可追溯與可復核，把這些話落到流程上，就是公開、記錄、備案、復查。

網絡討論的焦點回到三個詞，證據、程序、責任，有人把6800元與估值對照，更多人在等專項調查組的階段性通報，把查驗清單與核對方法公布，讓每一步都能被外部驗證，這樣的公開能降低噪音，把試金石的作用發揮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