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誰也沒想到，這個平日里在村口號稱“硬骨頭、死不求人”的郝老太太，會在喪夫后的頭七還沒過完，就干了一件讓全村人驚掉下巴的事。
她把家里藏在瓦罐里的銀器、地契，還有當年陪嫁的銀鐲子全刨了出來，用塊破藍布一包，主動敲開了日軍憲兵隊的大門。
她不是被抓去的，也不是被槍頂著腦門逼去的，是自個兒一步一步走進去的。
當翻譯關問她想干啥時，這個六十七歲的女人只說了一句大實話：東西給你們，給我換張良民證，給口吃的，保我不死。
這事兒徹底擊碎了咱們印象里那種非黑即白的邏輯。
那個年頭的北平，糧價一夜之間翻了五倍，城外的樹皮都被流民啃得發白，觀音土都成了搶手貨。
在那個人吃人的冬天，郝老太太做了一個荒誕卻又極其“理性”的決定：既然當家的死了，家里頂梁柱塌了，那就找個更硬的靠山。
至于這個靠山是不是殺夫仇人，在她那個被饑餓填滿的胃里，似乎已經騰不出地方來琢磨這種道德問題了。
在極度的生存焦慮面前，人類的道德底線有時比一張擦屁股的草紙還薄。
她并不是不知道恨。
當初村民把她丈夫那具空蕩蕩的尸體拖回來時，她也沒哭，只是死死盯著看了一會兒，那眼神空洞得嚇人。
她也親眼見過鎮上墻根底下，一家三口被鬼子吊死在那兒晃蕩。
但她更怕餓死。
這次“主動投誠”，她不僅換來了三袋小米、兩包麻餅，還因為這事兒太稀缺，被那個日軍大佐當成了千金買馬骨的“活廣告”。
日本人太需要這樣一個既不是高官也不是買辦，而是從最底層泥土里長出來的“順民”樣本了。
于是，荒誕的一幕上演了。
日軍不僅沒殺她，還給她發了“模范村民”的錦旗，甚至專門派車接她去通州、保定等地“現身說法”。
一個大字不識的老太太，站在日軍搭好的戲臺上，雖然背不下那套長篇大論的“共存共榮”鬼話，但她那句發自肺腑的“以前怕，現在不怕，皇軍給飯吃”，殺傷力比任何精密的宣傳都要大。
她成了日軍手中的提線木偶，而她自己，竟然在這個舞臺上找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這種安全感太讓人上癮了，以至于她開始主動維護這個給她飯吃的“新秩序”。
為了保住這來之不易的“模范村”頭銜，她做出了比賣身投靠更可怕的事。
村里有個叫趙六的漢子，以前幫國軍運過軍火，后來裝啞巴躲在村里。
這本來是村里人心照不宣的秘密，大家伙兒都護著，卻被郝老太太捅破了。
她跑到憲兵隊告密，理由簡單得令人發指：咱們現在是模范村，不能讓他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湯，萬一皇軍查出來怪罪下來，我的白面就沒了。
第二天，趙六的腦袋就掛在了村口的老槐樹上，血順著樹皮往下滴。
那個晚上，全村人都聽到了郝老太太屋里傳來的念叨聲，她在給自己洗腦：他不該亂動，鬼子說了不讓藏人，我是為了大伙兒好。
這就是歷史最殘酷的地方：平庸的惡。
郝老太太不是那種青面獠牙的壞人，她甚至覺得自己很委屈。
當背后有人罵她“連骨頭都賣給鬼子”時，她只回了一句：“我活著，他死了。”
在她那套被徹底重構的價值觀里，生存就是最高的正義，誰給飯吃誰就是爹。
這種邏輯像病毒一樣，在那個絕望的年代其實并不罕見。
那一時期，中國偽軍和各色漢奸人數高達三百萬，甚至超過了侵華日軍的總數。
日本人搞的“以華制華”，正是精準拿捏了人性中這塊最軟弱的腐肉。
但這畢竟是一場注定要醒的噩夢。
郝老太太沉浸在日本人編織的“安全屋”里，她看不到路邊橋頭的尸體，或者說她選擇性地失明了。
她以為只要自己聽話、只要自己笑得夠標準、跪得夠虔誠，戰火就永遠燒不到她身上。
甚至在1945年日軍敗局已定的時候，她還拿著幾根臘腸去營地“孝敬”，匯報村里“沒人亂動”。
直到日本投降那天，當她被憤怒的人群推上審判臺，掛上“通敵漢奸”的牌子時，她依然是一臉的茫然和驚恐。
在寒風中，她哆哆嗦嗦地問周圍那些曾經的鄰居，說她沒殺人，就是想活著，這也有錯嗎？
這句話，或許是那個時代最無力也最諷刺的辯白。
她確實沒有親手扣動扳機，但她為了那一口熱飯，把良知剁碎了喂給了惡魔。
她以為自己是在亂世中找到了生存的智慧，殊不知，當她跪在侵略者腳下接過那袋白面的那一刻起，她在精神上就已經是個死人了。
在那場審判之后，關于郝老太太的記載就很少了。
有人說她瘋了，天天在村口等著領白面；也有人說她被憤怒的村民趕出了村子，餓死在荒野里。
參考資料：
薩蘇，《國破山河在：從日本史料揭秘中國抗戰》，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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