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高大倫：博物館應以“藏品立館”，讓未展藏品進入公眾視野

近代意義上的博物館，在中國只有百余年歷史，但發展迅速。從19世紀末至今，我國備案博物館已有7000余家。如今擔任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的高大倫，一直工作在文保一線，他曾任四川省文物局副局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等職務，親歷中國博物館數十年發展。

二十多年前，高大倫發表《博物館庫房和百貨倉庫》一文，直指博物館管理的三大癥結：家底不清、藏品信息記錄不詳、保管員變更不辦移交手續。他疾呼：博物館庫房整體能盡快達到百貨倉庫的管理水平，說不定已是文博事業之大幸。

近日，新京報記者專訪高大倫。在他看來，一些博物館暴露的問題應一事一議，許多管理頑疾需放在特定歷史背景與政策條件下看待。中國博物館事業在公眾審視與自我革新中，一直尋找著更安全、透明的守護之道。被問及我國博物館管理體系近些年的發展狀況時，他給出了肯定的回答：“越來越好，以后會更好。”

12月19日，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高大倫接受新京報專訪。新京報記者 張建林 攝

博物館應定期清點藏品，做到“在庫如在家，流轉有始終”

新京報：你二十多年前發表的文章中為何將博物館庫房和百貨倉庫作對比？

高大倫：在某種程度上，文物庫房的重要性并不亞于銀行金庫、財務倉庫。我在文章中用百貨公司的倉庫作比喻：那里存放的成千上萬種商品——針線、鞋帽、玩具、電器等，都能在管理員的管理下實現有條不紊地上架與調取。

這類倉庫的管理體系值得借鑒：人員進出需持憑證，存取貨物需填寫多聯單據并經過負責人簽字與相關部門審批，庫房大門并非隨意可開。此外，所有貨物的流動都有詳細的流水賬記錄，并按制度進行月、季、年度的全面盤點，盤點結果還需如實上報。

新京報：清點庫房為何如此重要？

高大倫：對于博物館管理，有兩件事讓我印象深刻，都指出了清點藏品的重要性。一件是，1984年考古學家童恩正任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時，上任首件事便是里里外外地徹底清點藏品；另一件是，2002年國家文物局原副局長鄭欣淼去故宮博物院當院長，上任不久后就提出了《故宮博物院2004-2010年藏品清理工作規劃》。

我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的早期階段，大多數博物館并未養成定期清點庫房藏品的規范習慣，也未能建立起制度化的管理流程。在博物館轉型發展過程中，這類問題的存在有其歷史必然性。正因我們在基礎管理上“欠賬”太多，相關工作未能扎實落實，后續暴露的缺陷才日漸凸顯。

因此我認為，文物庫房的管理必須走向精細化，要有責任制。每一件藏品都應建立完整檔案，每一次提取與歸位都應有跡可循，每一任保管人員都應對其任內的藏品狀態負責到底。只有建立起權責清晰、流程閉合、記錄可溯的管理體系，才能真正實現文物“在庫如在家，流轉有始終”。

珍貴藏品查看權限應嚴格管控，文物安全是一場動態博弈

新京報：你所說的精細化管理表現在哪些方面？

高大倫：過去博物館的藏品記錄往往較為簡略。以貴重物品和貴金屬為例，除了來源、尺寸、紋飾等基本信息外，是否應當記錄其精確重量？是否應當測算其體積與容積？這些看似微末的數據，實則至關重要。設想若在文物市場上出現疑似某件館藏文物的仿制品，這些翔實、精確的原始記錄便能成為鑒別真偽的關鍵科學依據，為文物的身份提供不可撼動的佐證。

我在四川省博物館擔任代館長時，有一次館藏的一件金器需要拿出去展覽，保管部主任對此事極其謹慎。他很較真，拿出去前要給金器稱重；稱完重量后，還要把稱重的秤進行封存；等金器回來，他再用原來的秤去稱重。前后保持一個標準，說明他做事細心，很稱職。

對于特別珍貴的藏品，其接觸與查看權限必須受到嚴格管控。即便是保管員或保管部主任，也不得隨意調看。此類藏品定期的檢查、保養乃至開箱，必須履行嚴謹的審批流程——需經部門主任、分管領導乃至館長逐級批準后方可執行。這并非不必要的繁瑣，而是一項必需的、嚴密的制度保障。

進一步而言，當面對某些具有重大歷史與藝術價值的名家珍品時，若在鑒定環節或保養過程中出現疑難狀況，即便館長也難以決斷，則必須啟動上報程序，及時向更高級別的文物主管部門進行專業報備與咨詢。這種對程序的恪守、對權限的清晰界定、對重大決策的審慎層層審核，正是博物館工作從粗放走向精細化、規范化和制度化管理的具體體現，其根本目的在于以最嚴謹的體系，確保國之瑰寶的安全與永續傳承。

新京報：如何看待博物館館藏文物受損或出現被盜的情況？

高大倫：首先要明確一點：我認為，任何博物館的館藏文物都存在受損或流失的可能性。文物進入館藏后，并不意味著就處于絕對“安全”狀態。一旦發生文物受損或流失的情況，我們應當冷靜分析其背后原因：究竟是由于管理疏忽、制度漏洞，還是外部不可抗力？尤其重要的是，要判斷這一結果在當時的環境下是否具有可預防性。

我們必須正視一個現實，文物安全是一場動態博弈。有個成語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隨著技術手段的不斷演進，不法分子也可能以更加高明的方式突破博物館的防護體系。在這種情況下，文物安全的風險是客觀存在的，并不會因博物館的主觀意愿而完全消失。

回顧今年大英博物館發生的被盜事件，我要強調的是博物館不僅要建立并執行嚴格的管理制度，更要保持防范意識的持續更新與安全技術的迭代升級。文物安全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只有通過不斷學習、完善機制，才能在動態中守護好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

理想捐贈機制，是捐贈人意愿與博物館專業自主性的平衡

新京報：如今的博物館還需要廣泛征集藏品嗎？

高大倫：這是博物館發展的基石性問題。一所博物館若要舉辦某種特定類型的文物主題展覽，其展品質量直接取決于館藏的廣度與深度。例如，從一個擁有兩萬件同類藏品的庫房中精選出兩百件展品，其代表性與學術高度，必然遠超從一個僅有兩千件藏品的庫房中進行同樣數量的挑選。

正因如此，我在教學中特意開設了“藏品征集”這門實踐課程，引導學生走出校園，親身參與征集工作。這不僅是希望培養他們主動發現、系統征集藏品的專業意識，更是為了提升他們“動手動腳”、深入田野的調查能力。在實踐中，學生們學習如何與收藏家有效溝通，理解其收藏體系與藏品背后的故事，乃至關注這些藏品是如何被研究、展示與利用的。同時，這門課也延伸至許多現實議題，例如，當收藏家提出捐贈意向時，如何妥善溝通并理解其可能附帶的期待或條件；一件藏品在征集入藏后，又應如何通過研究、闡釋與展示，真正融入博物館的敘事與使命。

新京報：給博物館捐贈藏品，捐贈者本人一般有什么要求？

高大倫：捐贈藏品這件事沒有大家想象得這么簡單，它分很多種情況。有的是博物館看上了收藏家的藏品，通過借物辦展建立聯系，再說服收藏家捐贈；有的是收藏家主動上門捐贈，他可能意識到藏品的重要性，覺得放在博物館里才能被比較完整地保留下來；還有的是收藏家的后人想處理藏品，就把藏品捐給了博物館。

至于捐贈者本人在捐贈時與博物館有沒有簽署附加條件，這個完全看當時雙方的協調情況。有的捐贈人會要求為捐贈的藏品專門設立一個館或舉辦一個展覽；有的捐贈人會強調，捐贈的藏品要長期展出或短期展出；有的會要求館方，在展示捐贈藏品時，要在標簽上寫明捐贈者信息和收藏來源；也有什么條件都不提的，一切交給館方打理。

捐贈者對博物館如何處理入館藏品是否有特殊要求，可以在捐贈時進行說明。捐贈不僅是藏品的物理轉移。理想的捐贈機制，應在尊重捐贈人意愿與保障博物館專業自主性之間尋求平衡，他們之間需要有清晰協議、持續溝通以及相互理解。

博物館要重視展品，更應該重視藏品

新京報：博物館應如何處理好展品和藏品的關系？

高大倫：博物館的展品和藏品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捐贈人捐給博物館的藏品不一定會成為展品。向大眾展示歷史是博物館的責任，但保存歷史也是其責任之一。一件藏品進入館藏后，是否對外展出，取決于諸多現實因素，例如展覽空間的限制、文物自身的保存狀況、社會關注的階段性熱點，以及不同時期對藏品價值與意義的解讀變化。當前，我國博物館在展覽策劃與展示方面已取得顯著進步，但對館藏藏品體系化建設與深層價值的重視仍有提升空間。

幾年前，我曾在深圳參加國際博物館日的主場活動，當時許多同行的分享聚焦于博物館當年舉辦的展覽數量與規模，我演講的題目則是《藏品是博物館的力量之源》。我始終認為，沒有豐富、系統、高質量的藏品作為基石，任何精彩的展覽都難以實現。因此，在博物館轉型與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們更應關注藏品、研究藏品、盤活藏品，讓庫房里的藏品真正煥發出生命力，而非僅僅聚焦于展廳之內的有限呈現。

在教學過程中，我觀察到一種現象：不少學生參觀博物館后，其反饋主要集中在展覽本身的觀感上。我時常提醒他們：作為考古與博物館領域的學子，專業視角應超越展廳的邊界，要主動探究博物館的整體生態——它的歷任館長是誰？它的收藏方針與特色如何？館藏總量與構成是怎樣的？重要藏品的來源、流傳經歷及其承載的文化內涵是什么？唯有建立起對博物館藏品體系的系統性認知，才能真正理解一座博物館的根基與靈魂。

新京報：現在博物館的展陳存在哪些不足？

高大倫：我特別想強調一點，當前不少博物館在展出出土文物時，往往忽略了至關重要的背景信息溯源。許多展覽對文物的介紹，僅僅停留在名稱、時代、用途等基礎信息上，卻未說明其出土來源——究竟是由哪家考古機構發掘、哪處考古工地出土、何時通過何種方式入藏館中的。

在展品說明中完整標注“某某考古研究所發掘”或“某某考古項目移交”，不僅是對專業考古單位工作的應有尊重，更是對考古成果的公眾宣傳。考古工作者歷經艱苦發掘、細心整理、系統研究，才使得文物重現于世，這份背后的努力理應通過展覽被公眾知曉。

同樣，對于捐贈文物，博物館亦應主動在展覽中標注捐贈者信息。無論是個人收藏家、公益基金會，還是文物發現者或后人，他們的慷慨捐贈與責任傳承，都值得通過簡潔而莊重的說明被記錄與致謝。這不僅是對捐贈者善舉的尊重，也體現博物館的感恩文化與制度規范。

這一看似細微的工作，實際上體現了博物館的專業態度與公共責任。要實現信息透明化與展覽規范化，還需投入更多的資源、人力。

館長是博物館公信力最終責任人

新京報：在博物館管理體系建設中，館長應該起到什么作用？

高大倫：有人曾指出，現代化的博物館館長必須是專家、教育家、管理家，三者缺一不可。我認為，館長作為博物館公信力的最終責任人，應當德才兼備。

博物館是公益性機構，在合法合規的前提下，應該要逐步開放藏品信息、管理流程，接受社會監督。對于避免不了的歷史遺留問題，繼任館長要對早期藏品記錄不全、權屬模糊、管理漏洞等情況，不回避不推諉，系統梳理并逐步修正。館長也理應成為捐贈與征集規則的把關者，規范藏品入藏程序，平衡捐贈者意愿與博物館學術獨立性，避免因人情或利益損害專業判斷。針對文物真偽、歸屬、處置等爭議，館長要以專業、審慎、公開的態度回應，維護機構聲譽。

此外還包括我要強調的重視藏品，館長要通過數字化、專題研究、特展等方式，讓未展藏品進入公眾視野，實現“藏品立館”而非“展品立館”。

新京報記者 張建林

編輯 劉夢婕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