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要:一位南博退休老人手舉身份證的鏡頭,撕開的不僅是一段塵封往事,更可能是一個由血緣、權力與資本精密編織的文物盜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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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南京博物院退休員工郭禮典帶工號實名舉報,將前院長徐湖平與其子徐湘江推向輿論風暴眼。
指控的核心,是一條被精心設計的路徑:
館藏真文物被標為“贗品”,經徐湖平兼任法人的江蘇省文物總店,低價流入市場。而徐湖平之子徐湘江,長期活躍于文化藝術領域,其名下曾關聯包括南京某工廣告藝術有限公司、南京某云軒文化藝術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
這幅明代畫家仇英的《江南春》圖卷,其傳奇旅程中最關鍵的一站,定格在1997年5月8日。
這一天,一份《撥交清冊》顯示,它被正式調撥給江蘇省文物總店。在“調撥機關負責人”一欄,簽著“徐湖平”三個字。彼時,徐湖平的身份是南京博物院副院長,同時正是接收方——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法定代表人。
1、 徐湘江的“巧合”版圖
舉報人郭禮典指控,徐湖平在任期內,擅自處理故宮南遷文物,指揮專家將大量真品鑒定為“贗品”。這些被重新定性的國寶,隨后通過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渠道,流向市場。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面對關鍵證據——一張有其親筆簽名、批準文物劃撥的單據時,徐湖平卻以“沒有經手”、“不是書畫鑒定家”為由試圖撇清。然而,簽名不會說謊,它冰冷地指向一個事實:權力的筆尖,曾為國寶的“合法出走”簽發了通行證。
面對質疑,年過八旬的徐湖平通過媒體回應:“這個事沒有經我手,我不是書畫鑒定家。” 他表示自己身體抱恙,已退休多年,一切應以調查為準。然而,簽批文件的是他,擔任關鍵職務的也是他。
深入檢視徐湘江的商業版圖,會發現其與父親的職權范圍存在著令人深思的“巧合”與重疊。這遠非簡單的“子承父業”,而是一張與公權力可能發生隱秘共振的利益之網。
徐湘江在藝術品交易領域深耕多年,旗下控制著包括南京某求藝術品有限公司在內的多家企業,構建了一個從鑒定、收藏到交易的商業網絡。其中,一家由其持股并擔任執行董事的“南京某鳳凰商業管理有限公司”,曾因訴訟糾紛被法院采取強制執行措施。
更為核心的關聯在于“江蘇某濤拍賣有限公司”。這家公司的唯一股東,正是徐湖平曾擔任法人的江蘇省文物總店。徐湘江在其中擔任董事,這使得徐氏家族的商業觸角,通過股權紐帶,直接嵌入了其父主管的國有文物流通主渠道之中。
這幅《江南春》圖卷于2001年4月16日被一位匿名“顧客”以6800元從江蘇省文物總店購得,24年后卻以近萬倍溢價現身拍場。這巨大的價值落差流向了何處?是否與這張隱形的商業網絡存在關聯?
2、隱秘的“變現流水線”
結合舉報內容與商業關聯,一條可能的“變現流水線”浮出水面,其運作之“流暢”,暴露出系統性的監管失效。
起點是權威“鑒定”。徐湖平被指利用其作為院長和鑒定環節負責人的權威,將館藏真品重新定性。據報道,《江南春》分別于1961年和1964年經兩批專家鑒定為“偽”或“假”,為其合法“出庫”掃清制度障礙。
通道是被指定向“劃撥”。這些被降級的文物,可能以“處理”為名,從國家庫房低價劃撥至其主管的江蘇省文物總店。那個被承認的簽名,正是這一關鍵環節的“蓋章”。
終端是市場“變現”。文物進入市場后,據舉報人稱,徐湘江控制的藝術品公司及關聯的某濤拍賣公司,便成為最順理成章的承接方。通過公開拍賣,文物被“洗白”身份并以市場價格成交。
在這個過程中,據舉報人稱,“省級博物館院長的名望”成為一種無形的家族資本,為兒子的商業活動提供著無法估量的信譽背書與資源通道。這比直接的金錢輸送更為隱蔽,也更為致命。
如果說父親的簽名打開了文物“出庫”的閘門,那么兒子徐湘江的商業布局,則疑似構建了一條順暢的“入市”通道。徐湘江長期活躍于文化藝術領域,其商業版圖與父親的職權范圍存在令人深思的重疊:
徐湘江名下或曾關聯南京某工廣告藝術有限公司、南京某云軒文化藝術有限公司、南京某求藝術品有限公司等多家企業。這些公司業務涵蓋廣告、展覽、收藏、交易,構成了一個能夠消化、運作藝術品的完整生態。
3、 遲到的調查
這條可能存在的鏈條并非天衣無縫,警報早已拉響卻屢被忽視。
舉報材料顯示,針對徐湖平的類似舉報在2008年、2014年就曾出現,甚至有過媒體內參,但最終均石沉大海。
據報道,自2008年起,南京博物院內部包括退休職工在內的多名人員,就曾聯名舉報過相關問題。舉報人稱曾向多部門反映,但長期未獲有效反饋。長達十余年的舉報無果,暴露出內部監督機制的嚴重失靈與可能存在的保護傘。
直到2025年底,退休員工郭禮典選擇以最公開、最決絕的方式實名舉報,才終于推動調查機器啟動。江蘇省委、省政府與國家文物局相繼成立調查組,公眾在等待一個遲到太久的真相。
這場風波并非首次掀開蓋子。此次若非捐贈人龐家后人龐叔令女士堅持訴訟,并因畫作驚現拍場而申請法院強制執行,這段塵封的往事或許仍無法進入公共視野。
南京市北京西路,徐湖平曾擔任法人的江蘇省某博職業培訓學校因違法失信已被撤銷。與此同時,徐湘江的部分關聯公司也出現經營異常。
從龐家無償捐獻,到被鑒定為“偽作”調撥,再到流入市場天價待沽,《江南春》的旅程勾勒出一條文物在特定權力結構下“非正常流失”的潛在路徑。它損害的不僅是一個家族的信托,它動搖了公眾對公共文化機構托管國之瑰寶的基本信任,也迫使我們審視:在封閉且專業的文博系統內,如何防范權力與資本通過“鑒定-評估-流轉”的專業壁壘,完成對公共資源的隱秘竊取?
當前,江蘇省政府相關部門與國家文物局的調查已經啟動,公眾期待一個清晰、完整的答案:那些消失的文物究竟去了哪里?當年的處置,是嚴格合規的制度操作,還是權力失控下的隱秘交易?
答案,關乎歷史的公正,也關乎未來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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