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開卷考”，日本及格了嗎？

民智編譯

導語：

2025年歲末臨近，寒意漸深，地區安全議題在公共輿論中不斷升溫。對日本來說，挑戰早已不限于傳統軍事層面的“硬對抗”，更延伸至和平與沖突之間的模糊地帶：網絡滲透、信息操控、以及經濟施壓等。在這個不確定性攀升的時代，如何確保社會與國家系統不癱瘓、秩序不崩壞，已成為日本公共治理與安全戰略必須直面的新課題。

日本素有嫻熟應對災害之名，基礎設施與制度儲備層面具備一定基礎。然而，對日本而言，如何將“韌性”（Resilience）真正轉化為國家綜合安全能力，仍面臨深層挑戰。

值得追問的是：日本眼下推進的這場“安全韌性”建設，究竟會走向系統性的治理升級，還是因體制壁壘與社會共識不足而步履遲緩？其進程又將如何牽動美日同盟的未來？

本文編譯自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報告“增強日本國家安全韌性建設”（Strengthening National Security Resilience in Japan），作者為丹尼爾·拜曼（Daniel Byman）、尼古拉斯·塞切尼（Nicholas Szechenyi）與萊利·麥凱布（Riley McCabe），由 CSIS “戰爭、非常規威脅與恐怖主義研究項目”（Warfare, Irregular Threats, and Terrorism Program）及“日本研究項目團隊”（Japan Chair）聯合發布。文章略有刪改，僅供讀者研究參考與討論，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這份由 CSIS 在 2025 年 12 月發布的報告，其核心關切并非日本“是否具備國防能力”，而是日本社會在持續高壓下“能否保持穩定”。

當危機以網絡攻擊、信息操縱、經濟施壓、破壞行動乃至有限度的軍事姿態呈現時，政府機器能否持續運行，關鍵基礎設施能否維持基本服務，公眾能否獲取可信度較高的信息，并保持社會秩序。報告將這種能力稱為“國家安全韌性”（National Security Resilience）。

盡管日本在應對自然災害方面積淀頗深，但報告指出，其思維定式仍明顯傾向于將“韌性”窄化為“災害應對”。

▲ 日本統合作戰司令部

值得一提的是，該報告的結論部分基于項目組 2025 年 7 月在日本實地進行的一系列深度訪談，共聽取了 57 位來自政府、學界與業界專家的意見。

“韌性”何以成為關鍵一環？

報告對“韌性”的界定聚焦于兩個層面：其一，強調“意志與能力”的結合——既包括維持電力、通信、交通、金融、醫療等關鍵系統運轉的“硬能力”，也涵蓋社會信任、公眾承受力與集體抵抗意愿等“軟要素”；

其二，韌性并非僅在沖突爆發后才顯現價值，而是在危機前期即能影響對手的決策邏輯與威懾效能。

報告借助“豪豬”這一比喻，形象地闡釋了韌性的戰略作用——讓潛在對手感到“無處下口，扎嘴難咽”。

為使“韌性”不止步于理念層面，報告創新性地構建了八個分析維度：戰略設計與指揮架構、法律授權與政策工具、戰略傳播與公眾認知塑造、民防體系（日本稱“國民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韌性、社會戰斗意志與凝聚力、非暴力抵抗與可持續運作網絡、以及與盟友及伙伴的機制化協同。

這些分析維度的內在邏輯是：在“灰色地帶”與混合威脅成為常態的今天，壓力往往首先指向社會運行系統與公眾認知空間，而非追求傳統意義上的軍事決勝。

因此，韌性建設必須是一道“全社會共同作答的考題”，需要政府、地方、企業與社會公眾形成有效聯動。

風險情景：日本如何面對多重壓力？

在涉外風險研判部分，報告以若干地區性爭議議題與突發事件作為假設場景進行分析，認為日本可能承受的壓力既源于其作為美國盟友的角色定位，也與地區性、歷史性的具體爭議直接相關。

在施壓手段的譜系上，報告列舉了一系列從低到高、逐步升級的工具箱：包括信息行動（削弱社會互信、放大內部分歧、在“是否值得付出代價”的問題上制造輿論焦灼）、經濟施壓與供應鏈節點打擊、針對金融與關鍵產業的網絡攻擊、破壞活動與間諜滲透、周邊海空域的軍事演訓與導彈試射，乃至通過有限打擊或武力示強傳遞信號。

報告還特別強調，生成式人工智能（AI）與深度偽造技術（Deep Fake）的普及，將大幅降低跨語言信息操控的操作門檻，使得原本因語言壁壘而具備一定防御性的信息環境，變得更為脆弱。

底盤與短板：尚未閉環的“安全韌性”

報告肯定了日本在長期應對地震、臺風等自然災害過程中形成的制度基礎：較為成熟的預警體系、冗余設計以及應急法律框架，地方政府往往能在災害響應中扮演“第一響應者”角色。

此外，日本在經濟安全領域布局較早，2022 年通過的《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也為供應鏈韌性及關鍵產業政策提供了工具箱。這些都被視為日本轉向國家安全韌性建設的現實基礎。

▲ 2024 年 1 月 9 日，日本石川縣輪島市，能登大地震發生一周多后，部分受災民眾在塑料溫室中避難。

然而，報告的核心批評在于：日本的韌性思維仍明顯偏向自然災害應對，對于更具對抗性、復雜性的國家安全危機——尤其是灰色地帶與混合威脅——缺乏一套統一、公開的整體框架。

體制上的“煙囪效應”也依然突出：國家安全機構、民事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協同并不順暢，導致規劃、預算、演練和評估難以形成閉環。

一些在災害場景下運行良好的機制，未必能直接移植到全國性、持續性強、高度對抗的安全危機中。

在具體維度上，報告的分析進一步揭示了日本的短板。

首先是戰略設計與指揮協同。盡管日本在危機管理架構上較為成熟，并出現向“更主動支援投送”轉型的趨勢，但國家層面的整合仍顯不足。

企業參與演練缺乏強制力與財政激勵，政企信息交流多呈“單向輸送”，且外部獨立評估缺失，使系統性問題難以暴露。公開資料中，也鮮見跨部門聯合演練、灰色地帶情景推演以及民事部門與自衛隊之間的機制化行動規程。

▲ 赤澤亮正（Ryosei Akazawa），負責籌建災害管理廳的日本內閣大臣，2025 年 1 月 30 日在東京向一個咨詢小組發表講話，討論新機構的設立。

其次是法律授權。日本在災害與經濟安全領域法律工具較為完備，但在應對安全危機與灰色地帶行動方面存在明顯空白。

例如，缺乏針對潛在破壞者或間諜活動的預防性法律機制，對敏感資產周邊的敵對性收購與偵察活動也規制不足。法律情境在灰色地帶之間的過渡復雜模糊，可能拖慢危機決策與部門協作。

再次是戰略傳播與公眾認知。日本雖建有全國瞬時警報（J-Alert）等預警系統，但其延遲、覆蓋范圍與多語種支持屢受質疑。

更關鍵的是，社會對高強度虛假信息戰的準備明顯不足：公眾對官方信息信任有限，多數人依賴社交媒體；政府與海外平臺協作機制薄弱；應對虛假信息的責任主體與統籌機制在體制內仍顯分散。

在關鍵基礎設施方面，雖然日本在防災層面已形成一定的思路，但面對混合威脅的防護規劃仍不均衡，公私合作深度不足。

報告特別指出，承載日本約 99% 國際數據流量的海底通信電纜集中分布在少數登陸點，且缺乏國家層面的常態化保護機制，由此便構成了一個明顯的戰略脆弱點。

對于網絡安全而言，盡管日本近年設立了國家網絡安全辦公室、推動“主動網絡防御”法案，但整體起點較低。演練多停留在桌面推演，政府系統持續測試強度不及私營部門。企業則因成本與合規復雜性，對參與威脅情報共享機制態度謹慎。

此外，一組民調數據揭示：盡管公眾對自衛隊的整體好感度高達 90.8%，但在假設必要的情景下，僅約 4.7% 的受訪者表示愿意參軍。

這折射出日本社會對自衛隊的認同仍偏重災害救援，對其國家安全的心理準備明顯不足。

同樣，報告也指出，美日在災害救援與軍事協同上雖有長期積累，但在多邊安全通信、供應鏈互援等“韌性型合作”領域，仍未能厘清預期、細化規程——這導致在危機時易出現巨大摩擦。

結語

這份報告揭示了一個深層矛盾：盡管日本擁有較為成熟的災害治理體系，其安全思維卻仍被困于“應對自然災害”的舊有框架之中。

這種將“韌性”簡化為防災減災的定式，導致其在面對混合型、多領域疊加的現代威脅時，顯露出體系協同不暢、難以形成閉環的結構性短板。

無論是流于形式的協作、還是停留在紙面上的動員預案，都指向同一癥結：日本從未真正完成安全觀念轉型。

對日本而言，構建這樣的韌性早已超越一般的危機管理。盡管日本已在相關領域補課，整體轉型仍顯遲緩。這不僅源于體制的惰性與部門壁壘，更折射出其安全文化中對“直面對抗性危機”的某種回避。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近年來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激進調整——包括加速所謂的防衛擴張、解禁集體自衛權等舉動——與其在真正意義上的韌性建設之間，存在明顯的脫節與矛盾。

這類以“應對威脅”為名的轉向，不僅背離其“和平憲法”的精神，無助于區域穩定，更與其所宣稱的“韌性”內涵南轅北轍。其中也包括諸多違背歷史真相的荒謬論調。

這并非政治投機，而是日本右翼勢力歷史虛無主義思想的集中爆發，其本質是對歷史記憶的刻意消解，無疑對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構成嚴重威脅。

若不能從根本上跳出舊有思維，進行全社會層面的系統性重塑，那么任何戰術層面的修修補補，都難以彌合其在未來可能暴露的戰略縫隙。

歸根結底，一個國家能否在風暴中屹立，不僅取決于其物理防線的高度，更取決于整個社會能否清醒認識到所面對威脅的真正性質——是自然之力，還是人為玩火，抑或是二者交織的混合態。

這無疑是日本必須直面的根本命題。

編譯：邵逸飛

編務：王靜怡

責編：邵逸飛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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