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晚年的丁玲，面對外國記者提出的 “對毛主席有什么看法” 這一問題，是如何作答的？

“你恨不恨毛主席？”

八十年代的一個下午，一位金發碧眼的外國記者，當著滿屋子人的面，把這個帶著血腥味的問題拋給了一位中國老太太。

屋子里的空氣瞬間凝固了，所有人都替這位剛從秦城監獄和北大荒熬過來的老人捏了一把汗，這哪里是采訪，這分明就是在傷口上撒鹽，在等著看中國人的笑話。

可這位老太太接下來的反應，直接讓那個原本想搞個大新聞的記者，羞愧得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

01 這一問，暗藏殺機

這事兒發生在丁玲剛剛平反沒多久的時候。那時候，國門剛打開，不少外國媒體就像聞著味的鯊魚，盯著中國這些歷經磨難的老一輩，尤其是像丁玲這樣，前半輩子風光無限，后半輩子卻在監獄和農場里遭了大罪的人，他們太想從這些人嘴里套出點“猛料”來，好證明點什么。

那個外國記者顯然是做了十足的功課。他太清楚丁玲這輩子的遭遇了：從人人敬仰的大作家，到被踩在泥里的勞改犯，這中間的落差，換誰心里能沒點氣？這記者問得刁鉆，他單刀直入，不再繞彎子，直接把話筒懟到了丁玲面前，問她對那段歷史怎么看，對毛主席怎么看。

這問題聽著簡單，其實是個天大的坑。你想啊，丁玲受了那么多年的罪，要是順著這記者的思路稍微吐點苦水，哪怕是皺個眉頭，嘆口氣，第二天的西方報紙頭條絕對是鋪天蓋地的負面解讀，標題可能就是“中國著名作家控訴……”云云。在場的中方陪同人員手心里都捏了一把汗，生怕這位以性格直爽、敢愛敢恨著稱的老作家，一激動說出什么不可挽回的話來。

周圍空氣都仿佛凝固了，連呼吸聲都聽得見。那記者嘴角甚至都掛上了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他覺得自己這把穩贏，這就像是給一個餓了三天的人遞饅頭，他篤定丁玲會接這個茬。可他千算萬算，唯獨算漏了一點：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一個普通的滿腹牢騷的怨婦，而是一個從槍林彈雨和政治風暴里爬出來的戰士。

丁玲看著這個不懷好意的外國人，眼神里沒有一絲波瀾，那是一種看透了世事滄桑后的平靜。她沒急著回答，而是陷入了沉思。那一刻，時間仿佛倒流回了四十多年前，回到了那個黃土飛揚卻熱血沸騰的陜北高原。

02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把日歷翻回到1936年11月，那是丁玲人生中最炸裂的高光時刻，也是她和那位偉人緣分的頂點。

那一年的保安，也就是當時黨中央所在地，發生了一件轟動的大事。一個大作家，冒著掉腦袋的風險，喬裝打扮，沖破了國民黨的層層封鎖，一腳踏進了紅區。這人就是丁玲。要知道，那時候紅軍剛長征完，條件艱苦得嚇人，住的是破窯洞，吃的是黑豆飯，知識分子在這個山溝溝里可是稀缺資源，更別提像丁玲這種在上海灘名滿天下的女作家了。

毛主席一聽說丁玲來了，那是真高興，簡直是喜出望外。當時中央宣傳部就在那個簡陋的窯洞里搞了個歡迎會，那規格高得嚇人，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這些大領導全去了。這面子，給得足足的。周恩來更是直接就在會上大聲說，這是黨的好女兒回家了。

這還不算完。丁玲這人有意思，她不想只當個寫文章的“文小姐”，在這個遍地英雄的紅區，她覺得光動筆桿子不過癮，她非要上前線去看看打仗，去看看紅軍是怎么跟敵人拼命的。毛主席一聽，不僅批了，還跟她說，正好有隊伍要去前線，你就跟著楊尚昆走吧。

就在丁玲到了前線之后，一件讓所有人都羨慕紅了眼的事發生了。毛主席給前線發了一封軍用電報。這電報里不是什么十萬火急的作戰指令，而是一首專門寫給丁玲的詞——《臨江仙》。

這事兒有多離譜？要知道，毛主席一生寫詩詞無數，氣吞山河，但專門用軍用電報發給個人的，除了橫刀立馬的彭德懷大將軍，也就只有丁玲了。那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直接把丁玲的身份抬到了一個無以復加的高度。這哪里是首詩，這簡直就是一枚無形的“免死金牌”，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認可，是那個時代最高的榮譽勛章。

那時候的丁玲，走在延安的土路上，那是走路都帶風的。她是紅區的“文化魁首”，是毛主席眼里的紅人，是無數年輕革命者崇拜的偶像。那時候的她，大概覺得這就是人生的巔峰，革命就是這樣充滿了浪漫和激情。可誰能想到，這種極致的榮耀背后，命運早就暗中標好了慘痛的價格，大起之后，往往緊跟著大落。

03 從云端到泥潭的自由落體

這人生的劇本啊，有時候比小說還荒誕，比戲文還折磨人。

時間一晃到了50年代中期，風向突然就變了，變得讓人猝不及防。1955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席卷而來，丁玲一下子被打成了“反黨集團”的頭子。這一下來得太猛，太突然。前一天你還是受人尊敬的文藝界領導，坐在主席臺上侃侃而談，第二天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名字后面被打上了大大的紅叉。到了1957年，更是雪上加霜，直接被劃成了右派。

緊接著，就是漫長的流放。丁玲被發配到了北大荒。那地方，冬天冷得能把人鼻子凍掉，風吹在臉上像刀割一樣。昔日的“武將軍”，手里拿的不再是金貴的鋼筆，而是喂雞的食盆，是掃把，是鋤頭。她在農場里養雞、掃盲、干最臟最累的農活。

這反差大得讓人窒息。你想想，曾經是毛主席的座上賓，現在卻要在冰天雪地里為了幾個雞蛋跟人斤斤計較，為了給雞治病急得團團轉。周圍的人看她的眼神也變了，不再是崇拜，而是警惕，甚至是鄙視。有些不懂事的小年輕，甚至指著鼻子罵她，讓她好好改造。

可丁玲這人就是硬氣，骨頭里帶著那股子湖南人的倔強。在北大荒那十二年，她愣是一聲苦都沒叫過。她把養雞當成正經事業來干，把掃盲班辦得有聲有色。她覺得自己只要心是紅的，在哪兒都是干革命，在哪兒都能發光。這種強大的心理素質，簡直不是一般人類能擁有的。

但老天爺似乎覺得這考驗還不夠，非要把她往死里逼。到了1970年，連北大荒的冷風都吹不到不到了，她被直接關進了北京秦城監獄。這一關，又是整整五年。

04 鐵窗里的孤勇者

秦城監獄的日子，那是真難熬，那是一種能把人逼瘋的死寂。單人牢房，沒人說話，除了面對四面冰冷的墻壁，就是面對自己內心的掙扎。

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最痛苦的不是肉體上的折磨，不是吃不飽飯，而是精神上的極度寂寞，是思想被禁錮的窒息感。可丁玲在里面干嘛呢？她在心里寫小說，一遍遍回憶過去的那些戰友，一遍遍反思自己走過的路，一遍遍在腦海里和自己對話。她始終堅信一條，自己是黨員，黨只是一時誤會了她，總有一天會真相大白。

這期間，無論遭受什么樣的審訊，無論別人怎么誘導她去攀咬別人，或者讓她說幾句軟話認錯，承認那些莫須有的罪名，她都咬緊牙關，像塊石頭一樣硬。她心里有桿秤，她知道人活著得有脊梁，有些底線是死都不能破的，破了，人就塌了。

那時候，外面早就鬧翻天了，各種政治運動如火如荼，很多人在風暴中迷失了方向，出賣了靈魂。丁玲在里面與世隔絕，卻始終保持著一種驚人的清醒。她沒有因為個人的冤屈就去否定整個革命事業，沒有因為自己受了委屈就去恨這個黨。這種覺悟，說實話，已經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范疇，這是一種近乎信仰的執著。

等到1975年她被釋放的時候，已經是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了。腰彎了，背駝了，頭發全白了，身體也垮了，一身的病痛。可當她走出監獄大門的那一刻，眼神里依然透著一股子倔強勁兒。她沒覺得自己是被拋棄的棄子，她覺得自己是一個剛剛歸隊的戰士，隨時準備接受新的任務。

也就是帶著這份沉甸甸的經歷，帶著這一身的傷痕，她迎來了那個外國記者的提問。這時候我們再看那個問題，就明白為什么在場的人會那么緊張了。這哪里是采訪，這分明就是在試探一個老兵的忠誠度，在賭人性的弱點。

05 一個回答，格局全開

回到那個采訪現場。外國記者的話筒還舉在半空中，像一把刺刀，等待著那個“爆炸性”的答案。周圍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見。

丁玲緩緩抬起頭，臉上沒有憤怒，也沒有悲傷，更沒有那個記者預期的怨恨。她平靜地，甚至帶著一絲微笑，說了五個字（大意）：

“毛主席對我很好。”

那記者當場就愣住了，像是被電擊了一樣，張著嘴半天合不攏。這跟他預想的劇本完全不一樣啊！他準備好的一肚子追問詞全都被堵在了嗓子眼。

丁玲接著解釋說，毛主席是偉人，他也是人，也會犯錯，但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是第一位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至于她個人的遭遇，那是歷史的誤會，是那個特殊時代的產物，不能因為個人的恩怨就去否定一個領袖的偉大，不能因為自己受了苦就去抹黑整個歷史。

這番話一出，那個外國記者徹底沒詞了，手垂了下來，眼神里的光也沒了。他原本想看到一個受害者對加害者的控訴，想看到中國內部的撕裂，結果看到的是一個革命者對信仰的堅守，是一個中國人對歷史的敬畏。

丁玲分得很清楚。當年的那首《臨江仙》，那份知遇之恩，是真的；后來的政治風暴，那些錯誤，也是真的。但她沒有用后者去抹殺前者。她把自己的苦難看作是革命道路上必須付出的代價，而不是用來博取同情的籌碼，更不是用來給外國人遞刀子的借口。

這就是老一輩革命家的格局。在他們眼里，個人的榮辱得失，跟國家的前途命運比起來，那都不叫事兒。那個外國記者想用西方的價值觀來套路丁玲，結果被丁玲用東方的智慧和革命者的胸懷給降維打擊了。這一刻，那個穿著舊衣服的老太太，形象瞬間變得高大無比，讓那個西裝革履的記者顯得那么渺小和猥瑣。

這事兒傳出去后，那些等著看笑話的人都閉了嘴。丁玲用她的晚年，給所有人上了一堂生動的歷史課：什么叫信仰，什么叫忠誠，什么叫大局觀。

那個外國記者最后灰溜溜地走了，他那篇預想中的“重磅炸彈”自然也沒寫成。他想不通，為什么中國人骨子里有種東西，是他們永遠理解不了的，那種東西叫家國情懷，叫忍辱負重。

這就好比那些整天算計著怎么抹黑歷史的人，最后發現小丑竟然是自己。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那些試圖往車輪里塞石子的人，最終只會被碾得粉碎，連點渣都不剩。

丁玲走了，但她留下的這句話，比她所有的作品都更有力量。這不僅僅是一個回答，更是一面照妖鏡，照出了某些人的狹隘，也照出了真正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