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社媒禁令后，兒子重拾滑板

英國《衛報》12月17日文章，原題：澳大利亞的社交媒體禁令讓我們找到了對抗大型科技公司的方法——也讓我的兒子重新玩上了滑板幾周前，我14歲的兒子突然走進車庫，翻出他落灰已久的滑板，宣布自己要度過一個“滑板之夏”。我有些意外，因為這項運動他已經兩年沒有碰過了。我問是什么重新點燃了他的興趣，他的回答很簡單：“社交媒體禁令。”

我感到由衷高興。在我看來，澳大利亞這項全球首創、旨在禁止16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的法律，已經初見成效。但隨著禁令正式生效，兒子卻開始動搖了：他的賬號并沒有真正被封禁，身邊不少同齡人也是如此。由于平臺仍在摸索如何進行年齡驗證，全國范圍內的執行情況并不一致。

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在談及禁令時，也坦言會有“磨合期”。不過，他把更多話語權留給了孩子們，鼓勵他們在假期多到戶外活動、多讀書，而不是低頭刷手機。這番話贏得了不少家長的掌聲。作為一名X世代孩子的家長，我兒子是在智能手機時代成長起來的。和許多家長一樣，我對大型科技公司“奪走”家庭時間心懷不滿，也因此將政府的這次行動視為一次重新奪回主動權的機會。

但禁令實施后的幾天里，我也意識到，保護孩子并非這場討論的唯一議題。許多同齡人似乎希望借此回到那個想象中的“黃金童年”——陽光、海浪、后院板球。然而，這樣的童年并不屬于所有人。如今的澳大利亞，大多數家庭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很多人居住在遠離海灘和綠蔭街道的城區，綠地不斷減少，氣溫持續升高，交通擁堵甚至讓孩子在街頭玩耍都存在風險。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阻礙孩子玩耍的，并不只有屏幕。

盡管如此，社會仍形成了廣泛共識：孩子需要被保護，科技公司必須受到更嚴格的監管。澳大利亞敢于直面全球科技巨頭，并不令人意外。這個國家長期強調風險防范，從公共健康政策到控煙立法，再到疫情期間的嚴格防控措施，政府在關鍵議題上往往能獲得較高公眾信任。數據顯示，77%的澳大利亞人支持這項社交媒體禁令。盡管近年來工資增長乏力、生活成本上升，但作為一個富裕的國家，澳大利亞仍具備與大型科技公司正面交鋒的底氣。

當然，反對聲音同樣存在。一些批評者認為，與其禁止個人，不如直接加強對平臺的監管。兒童權益組織也對立法過程提出質疑。更尖銳的批評指出，澳大利亞一方面宣稱保護16歲以下兒童免受網絡傷害，另一方面卻維持著全球最低之一的刑事責任年齡——年僅10歲的兒童就可能被起訴入獄。

?即便如此，澳大利亞仍選擇邁出第一步。正如國家網絡安全專員所言，在孩子與社交媒體算法之間，從來就不存在“公平競爭”。禁令并不完美，但至少為家長和社區提供了一個限制科技巨頭影響力的起點。禁令生效第一天，兒子放學后，我告訴他，盡管他的賬號還在，但繼續使用在法律上已被視為違規。他笑了笑，放下手機，騎車出門。回來后他坦言，自己知道法律針對的是公司而非孩子，也沒人會真正檢查。但他補了一句：“反正我也想出去騎一會兒單車。”（作者索寧克·姆西芒，立夏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