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晚,聯合國大會的掌聲還在紐約上空回蕩,喬冠華端著酒杯,對同事半玩笑地說:“咱們的發言稿,夠不夠氣派?”那一刻,他意氣風發,距離后來那張“有些勉強”的笑容,正好隔著十二年。把時間調回1983年盛夏,北京東城區那座灰瓦四合院里,喬冠華和章含之并肩站在葡萄架下,攝影師按下快門;鏡頭里,他努力揚起嘴角,眼神卻透出疲憊,章含之心里咯噔一下——丈夫的病已進入晚期,她讀得出。
這一對“外交圈佳話”結緣于1973年。四十六歲的喬冠華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被稱為“開口就是金句”的談判高手;三十二歲的章含之則負責毛主席身邊的外事翻譯,英語底子扎實,舉止落落大方。毛澤東聽說兩人要結婚時,笑著揮手:“好哇!佳偶天成。”那張帶著紅色印章的賀卡,章含之一直鎖在抽屜里。
然而好景并不長。1974年之后的政治風浪把眾多外交官卷入調查,喬冠華也被“隔離審查”。在清冷的院子里寫檢查,是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寫累了,他便放上一盤肖邦。章含之說話向來直接:“你要是音樂家,肯定大有作為,可你偏偏做政治。”喬冠華合上筆記本,沖她擠眉弄眼:“別裝清高,你聽歌比我還癡迷。”一句玩笑,折射了他們共同的無奈。
三年隔離期,夫妻只能靠偶爾遞送的紙條互通平安。1979年春,喬冠華突然被批準回家養病,理由很簡單——確診胃癌,已擴散。鄧小平與王震商量后,決定讓他回到親人身邊。章含之趕到醫院,看見他瘦得幾乎脫形,第一句話沒說出口就紅了眼。喬冠華輕聲調侃:“別哭,外交官的眼淚太貴。”
為了轉移丈夫的注意力,章含之提議把庭院重新粉飾。花匠忙了整整一周,新栽的月季散著淡香。喬冠華拄著拐杖走出屋門,摸著墻角的藤蔓,似乎又回到當年在日內瓦會議上談笑風生的狀態。“喬大使,你可得配合治療。”章含之半命令式的語氣,讓他忍不住哈哈一笑。笑聲很短,因為隨之而來的劇痛讓他彎下腰。
同年秋天,清華大學籌備校慶,邀請他題詞。喬冠華躺在病榻上,用顫抖的手寫下:“馬克思主義伴我五十年,生死不能移其志。”那張薄薄的信紙如今仍收藏在校史館——字跡歪斜,卻力透紙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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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9月21日,中秋。病房的窗臺擺著兩塊桂花月餅,章含之把小勺送到喬冠華嘴邊。他費力咀嚼,眼中浮起晶瑩的淚。“你剛才說什么?”章含之俯身去聽,沒聽清。稍后,她在日記里寫道:大概是“這十年苦了你”,因為他的目光太溫和,像在道歉。夜深,病房走廊的燈影斑駁,難聞的消毒水味讓人喘不上氣,她卻舍不得離開半步。
翌年春天,喬冠華靜靜走了。訃告刊登在4月23日的《人民日報》,文章行數不多,卻寫明他66歲的人生節點。從戰地記者到外交副部長,再到被病痛困住、以詩文自慰,一筆帶過,無法呈現他性格里的鋒利與浪漫。
李灝建議把骨灰安葬在太湖邊,章含之點頭。太湖初冬的水面薄霧繚繞,風吹過蘆葦,沙沙作響。1985年11月,墓碑落成,白色石板簡潔,只刻“喬冠華之墓”五字。旁邊空出一孔,章含之說:“留給我,省得將來折騰。”參加安葬儀式的人,有曾在聯合國大廳里為喬冠華遞過文件的翻譯,也有在日內瓦陪他徹夜排版的新聞官。老同事陳述完悼詞,深深鞠躬,皺紋里盡是悲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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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散去,章含之獨自站在岸邊。水面沒有波瀾,偶爾有船櫓聲劃開漣漪,又很快歸于平靜。喪服下那雙手因為長期看護而細皮皸裂,她緩緩合掌,輕聲道:“老喬,你在那邊別再為外交稿子熬夜了。”隨即轉身上車,黑色車窗迅速把她的身影吞沒。
喬冠華去世三十七年后,聯合國大會資料室里仍保存著他1971年那份著名的講話手稿。翻開第一頁,同事當年用紅鉛筆寫下的批注依舊清晰:“文氣十足,又有殺氣。”從巔峰到病榻,從掌聲到月餅,他的微笑由張揚變得克制,最后停留在1983年那張似真似假的合影里。照片被裱在木框里,放在章含之書房的架子上,玻璃偶有灰塵,卻從未蒙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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