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三大名嘴近況：鄭達生活依舊精彩，彭彭已經走上另一條道路

從本世紀之初開始，廣東地區的電視熒屏曾涌動著一種獨特的聲音力量——那些操著純正粵語，深諳市井百態，敢于為民發聲的“名嘴”們。他們不僅是節目的主持人，更是幾代廣東人的集體記憶符號，是連接官方話語與民間情緒的橋梁，是地域文化的活態傳承者。

鄭達、陳揚、彭維納（彭彭），這三位曾被譽為“廣東三大名嘴”的媒體人，各自以獨特的風格在特定歷史時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他們的生涯軌跡與公眾評價的變遷，恰如一面多棱鏡，折射出廣東社會二十年來的媒體生態變革、公眾期待流轉與文化認同焦慮。

鄭達：從“民生代言人”到商業浪潮中的頂流網紅

鄭達的媒體之路始于聲音藝術的最傳統形式——“講古”。在電臺播音室里，他以聲演塑造了無數武俠世界中的英雄豪杰，這段經歷不僅磨煉了他卓越的聲音掌控力與敘事節奏感，更培養了他與聽眾之間那種親密無間的心理聯結。然而，真正讓他成為家喻戶曉的“達哥”的，是2005年廣東電視臺《今日關注》的開播。

《今日關注》作為一檔民生新聞節目，其“民生無小事，今日多關注”的定位精準切中了當時社會的需求。在改革開放深入、社會轉型加速的背景下，普通民眾面臨著諸多新問題、新矛盾，他們需要一個能夠表達訴求、尋求公正的渠道。鄭達的出現恰逢其時。他并非傳統意義上正襟危坐的新聞播報者，而是以“街坊傳聲筒”自居，用市井語言解讀政策，以鄰里視角點評時事。

如今，已七旬的鄭達生活依舊精彩，可是他的口碑卻難以回到過去了。盡管被返聘回《今日關注》，但節目影響力已不如前——這不是鄭達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整個傳統電視媒體面臨的普遍挑戰。更引發爭議的是他大量接拍的各種廣告。“腰間盤出了問題，痛啊！”這樣極具煽動性的廣告詞，通過他熟悉的、曾勇于為民請命的聲音說出，產生了強烈的違和感與割裂感。退休后的直播帶貨行為，更是將他徹底推向了商業化的前臺。

鄭達變身成為一名網紅，本質上是一個傳統媒體人在新媒體時代的適應性困境。曾經，他代表的是公信力與公益性；如今，他被視為將影響力變現的“生意人”。這種角色沖突，反映了公眾對文化人物“純潔性”的期待與媒體人實際生存需求之間的矛盾。鄭達的轉變，或許不是個人的初衷，而是整個行業生態變遷下的一個縮影。

陳揚：理想主義的“街坊英雄”與知識付費時代的尷尬

如果說鄭達的聲音是鏗鏘有力的“鋼”，那么陳揚的風格則是綿里藏針的“針”。作為廣州電視臺《新聞日日睇》的靈魂人物，“陳Sir”的形象更接近于知識分子型的媒體人。他戴著標志性的黑框眼鏡，語言不如鄭達那般情緒外放，但邏輯嚴密、引經據典、直指要害。

《新聞日日睇》的獨特之處在于它的城市視角。陳揚關注的是廣州這座特定城市的脈動——老城區的拆遷與保護、城市管理的精細化、本土文化的傳承。他不僅報道事件，更解讀事件背后的城市邏輯與文化意蘊。在他的節目中，“街坊”不是一個模糊的群體概念，而是一個個有名字、有故事、有具體訴求的市民。陳揚擅長將宏觀政策與微觀生活聯系起來，讓觀眾理解“垃圾分類”不只是行政命令，而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必需；“停車難”不單是交通問題，而是城市規劃歷史的欠賬。

離開傳統媒體后，陳揚的轉型之路顯得尤為崎嶇。他嘗試過網絡專欄、社交媒體發聲，最終選擇了直播這種直接面向受眾的形式。然而，當他開通付費問答、設置打賞門檻時，輿論的反彈出乎意料地強烈。觀眾難以接受，曾經免費為他們代言、為他們爭取權益的“陳Sir”，如今卻要為回答他們的問題而收費。

陳揚的困境揭示了公眾對媒體人角色的某種“道德綁架”。在傳統媒體時代，媒體人的薪酬由機構支付，他們的“為民發聲”被視為職業行為；而在自媒體時代，當媒體人直接面向觀眾時，知識付費本是一種合理的商業模式，卻與觀眾心中“公益代言人”的期待產生沖突。

彭彭：犀利“老友”的異國轉身與文化認同的撕裂

與前兩位相比，彭維納（彭彭）代表著更年輕一代的廣東媒體人。他在南方衛視《今日最新聞》中的形象，少了幾分“前輩”的威嚴，多了幾分“老友記”的親切。他的犀利不是鄭達式的怒發沖冠，也不是陳揚式的理性批判，而是一種帶著市井智慧的幽默嘲諷。

彭彭主持風格的最大特點是“接地氣”而不“低俗”。他大量使用粵語俚語、歇后語、流行梗，讓新聞點評聽起來像是街邊大排檔里幾個老友的吹水閑談。但這種親切感并不削弱他觀點的鋒芒——面對官僚主義的官腔，他嘲諷為“講廢話”；揭露社會不公時，他的比喻既形象又辛辣。這種“笑里藏刀”的風格，讓他在年輕觀眾中特別受歡迎，被認為既有態度又不失趣味。

然而，彭彭職業生涯的轉折點出現在2020年。在主持《今日最新聞》十一周年之際，他宣布退出節目，理由是“陪伴家人”。同年末，他攜全家踏上異國他鄉的道路！他移居日本大阪的消息傳出，引發了第一波輿論震動。但這還不是終點，真正讓他口碑崩塌的，是他在YouTube等海外平臺開設的節目。

在這些節目中，彭彭展現了一個與《今日最新聞》時期截然不同的視角。他對國內各種問題的批評變得更加直接和系統化，而對日本社會的描述則傾向于理想化。這種對比鮮明的敘事，很快被貼上了“崇洋媚外”的標簽。曾經的“自己人”變成了“異見者”，這種身份的轉換讓許多老觀眾難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