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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4月,在天安門廣場上爆發了“四五運動”;4月12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上寫著“《人民日報》總編輯收”,背面寫著“請戈培爾編輯收”。
拆開后,信封里裝著的是1976年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這份報紙上登有《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報紙的刊頭“人民”二字上打了一個大黑叉,然后加上兩個字“造謠”。
寄信人在報紙空白處還寫下這樣的內容:“令人震驚!黨報墮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陰謀家的傳聲筒!……明明是你們編造的詩詞,拿來說是天安門廣場的,誰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們演的這場‘國會縱火案’實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視聽的假報道就能騙得了人民群眾嗎?從今改為:法西斯黨機關報。打倒野心家、陰謀家張、江、姚!!!”
拆信人員見到如此內容,連忙把信送給總負責人魯瑛。魯瑛看后,臉色大變,告訴拆信人,要嚴密封鎖消息,不要告訴其他任何人。接著,魯瑛把匿名信連信封帶內容全部送給了分管的中央領導。
這位中央領導就是姚文元。姚文元,原籍浙江省諸暨市直埠鎮,193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市,。學生時代就在作文方面就表現出不俗的能力,曾被國文老師笑評為:為了追求文章效果,寫一篇作文,就要寫死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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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
在姚文元一生從事“筆桿子”工作的過程中,對其影響最大的有關鍵三步:第一,寫《分清是非,劃清界限》,批胡風、引起張春橋注意;第二,寫《錄以備考》,批《文匯報》、得到毛主席欣賞;第三,批《海瑞罷官》,稱為政界新星。
在前文所述的事情發生時,姚文元已經擔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組織宣傳組成員。姚文看到匿名信后,向魯瑛交待:這件事,只限于我們三個人知道,誰也不準說出去。然后,他就把信鎖在自己家里的抽屜里,沒再給任何人看。
當年,除了這封匿名信外,姚文元還收到過一封奇怪的信。那是7月下旬,新華社的負責人謝力夫轉給他的,是新華社河南分社的一名記者寫的。
信的主要內容是:河南省委組織部一位負責同志1976年初在北京養病期間,紀登奎的兒子去醫院看望他時,說了一番別有意味的話;說毛主席病得很重,政治局存在新派和老派之爭,毛主席活著、老派不開口,毛主席一死、他們是要大干的。
信中還說:老派已經秘密串連,做了準備,到時候立即宣布張春橋為叛徒,實行全國軍管,接下來就是血雨腥風。老派新派無論誰上臺,都要流血。但比較起來還是老派上臺好一些。紀登奎的兒子還對這位河南省委組織部負責人說:回去給省委打個招呼,對將來的事情要做好準備。
寫信的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還要求姚文元看過這封信后,把信轉給毛主席。姚文元把這封信看了數遍,考慮毛主席已經病重,信不好轉了,轉了要加重毛主席的病情。
就這樣,這兩封信,姚文元不僅沒有拿給主席看,而且也沒拿給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看,沒有拿給后來和他一起被稱為“四人幫”的其他三人,即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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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在審判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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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和妻子的合葬
那么,姚文元不把信拿給華國鋒看也許可以理解,但不給“四人幫”的成員看、該如何解讀呢?
曾有報道說姚文元是這么交代的:當時,鑒于“四人幫”有垮臺的可能,如果把信只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就把自己完全和他們三人捆在了一起;不如隱而不言、靜觀事變。若他們真的垮臺了,他就信交給華國鋒,就可以表明自己擁護華國鋒,和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并不是一回事,不會跌得太重……
姚文元是“四人幫”當中一活著走出秦城監獄的人,1996年10月、他被刑滿釋放后,隱居上海和浙江湖州,2005年12月23日因糖尿病病亡后,與妻子金英(1996年8月19日)合葬于上海郊區的一座公墓。
墓碑是一塊黑色大理石,上面只有金英的名字,正面刻四個金色字“真理真情”;背面是一首《蝶戀花》,“遙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把我心濤寄,碑影悠悠日月里,此生永系長相憶,碧草沉沉水寂寂,漫漫辛酸,誰解其中意,不改初衷常歷歷,年年化作同心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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