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新聞里,滿屏都是說人民幣有合理估值上漲空間的報道!確實,如果按平價購買力算,我們和美元在2023年就差不多是4.17:1左右的關系了,原因很簡單,近年來我們的平均工資增長速度高,就業穩定,經濟指標好,外貿順差達到1萬億美元,按購買力算,我們早就是發達國家了,美國都成發展中國家了!
且2025年開始,央行大規模購買黃金,12月我們又新發現了近230噸黃金新礦場,約為我國當下黃金總儲備的1.8倍,而金本位下,通脹是被抑制的,消費價格也就很難增長,因此貨幣自然就會升值,假設收入不變或增長的情況下,內需自然會被激活!那么,如果按上述邏輯看,不管是黃奇帆先生說的6,還是高盛說的5,都算低估了!
但經濟學永遠講究個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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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還記得日本和美國的《廣場協議》么,為什么美國要讓日元升值?因為日本出口利潤太高了,順差巨大,且內部消費不足,因此美國要求日元升值,以填平美日歐之間的產品利差和價格競爭力!隨后發生了什么?一方面是30年的失落期,設想中的內需上升并沒有到來,另一方面是日本國內產業大幅度外流,核心制造業來了中國,日本經濟從GDP轉GNP,成為全球最大投資國,日元長年負利率,支撐起了全球信用擴張!
因此,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尤其是1年僅出口就能賺取1萬億美元順差,并支撐起國內經濟增量循環的制造業出口大國,兌美貨幣匯率在1-2年里如果真的從7.3升值到6.0,那這個影響,可能連日本的模式都沒法給出相近的答案,畢竟日本的經濟體量和市場才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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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按當下的經濟格局,短期升到6,甚至5,這很可能會直接產生4種結果:
(1)一邊利率降低,一邊貨幣升值的逆周期格局加深,對內政府杠桿會持續擴大,對外貿易順差可能會負增長!
(2)外貿利潤受匯率影響直線下滑,為完成增長指標,其可能會向內部倒逼利潤差,內卷或進一步加劇!
(3)工商業開始大規模開展國際分工,主動性的資金外流或加劇,經濟結構轉型受到影響!
(4)從歐美模型看,在高福利社會體系和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體系下,貨幣升值,會提升內需內部消費加速,但根據凱恩斯學說,有效需求不足,會讓這種情況變成“投資-消費-收入”的負螺旋。
至于很多居民認為貨幣越升值越好的邏輯,其實和物價應該越低越好的認知邏輯是一樣,核心是沒有理解經濟變量的聯動平衡邏輯,一國貨幣過度升值會壓制出口、拖累就業,物價過低易引發企業盈利下滑、投資收縮,且價格機制是供需與貨幣供需的動態匹配,貨幣和物價的 “適度” 才是經濟發展的關鍵 ,而支撐他們的是真實的供需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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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話又說回來,其實造成這種邏輯區別的原因,還在于你的資產配置和消費傾向!
對普通老百姓而言,人民幣升值絕非“全民受益”的紅利,客觀來看,升值帶來的是“有人受益、有人承壓”的雙向問題,總體難以簡單定義為“好”或“壞”。
對有跨境消費需求的人群而言,首當其沖的是留學和出境旅游群體,兌換外幣的成本大幅降低。
據測算,若匯率從當前的7.0區間降至6.0,兌換1萬美元可節省約1萬元人民幣,赴美留學家庭每年可能減少4萬元左右的學費與生活費支出,歐洲游等跨境旅游產品報價也可能下降10%左右。
對于跨境進口電商而言,日韓藥妝、歐美輕奢品的采購成本可能降低近20%,進口化妝品、母嬰用品、高端家電等終端售價也會出現明顯回落,2025年上半年數據顯示,人民幣升值已帶動進口家電價格同比下降4.1%,化妝品降價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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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資產配置層面,持有人民幣資產的家庭,或許將迎來隱性增值。因為穩定且偏強的匯率會吸引國際資本流入中國債券市場和股市,尤其是電子、電力設備等高技術板塊可能受益于北向資金增持,持有相關股票、基金的普通投資者有望獲得額外收益。
相反,持有美元現金、美元理財產品或海外房產的人群則會面臨資產縮水,例如海外務工者匯回1萬美元,在6.0匯率下比7.0匯率時少兌換1萬元人民幣,美元資產持有者的財富會因匯率波動而隱性虧損。
此外,進口大宗商品如原油、紙漿的成本下降,還能間接抑制國內相關產業鏈的物價上漲,對穩定整體物價有一定積極作用!但我們當下的CPI/PPI是需要穩在這個區間,還是要適度向上復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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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硬幣的另一面,是出口相關行業及從業者,或許將會面臨的顯著壓力。
人民幣升值會削弱國內出口商品的國際價格競爭力,尤其對紡織、玩具、鞋帽等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沖擊明顯,在當下高關稅和全球貿易摩擦增多的情況下,這些行業平均凈利潤僅3%-5%,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服裝企業利潤率可能壓縮3%-12%,部分代工廠甚至會陷入“接單即虧損”的困境。
而一旦企業利潤受壓直接傳導至就業端,訂單下降后,隨之而來的是縮減加班、放緩招聘,甚至降薪和優化崗位等,并在此后,再次延續至消費端,日本當年的問題就是這樣發生的,其中,技能周期錯配和低技能勞動者將成為最大受害者。
但其實,對大多數普通家庭而言,人民幣升值的日常感知其實較為有限。我國日常消費的米面油、蔬菜、水電等基本生活物資大多依賴國內生產,進口商品在居民消費中的占比不高,因此即便人民幣升值,普通家庭也很難感受到“菜價下降”的實際影響。
更關鍵的是,若出口行業受沖擊引發的就業壓力擴散,可能導致整體工資增長放緩,這會直接抵消跨境消費的紅利,對月薪幾千元的工薪階層來說,若工資增長停滯甚至下降,進口家電降價帶來的優惠,遠不及就業穩定帶來的安全感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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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從長期來看,人民幣溫和升值也在倒逼產業升級,但這種升級的結果必須是利潤的大幅增長,而不能是賣芯片的利潤比賣薯片的的還低,不然的話前期投資疊加后期商業低效,會形成巨大的投資循環問題,再次倒逼消費端,而此時由于匯率升值,除了進一步壓低利率,發行債券和減稅外,工具箱會受到一定抑制。
因此,在匯率壓力下,傳統出口企業不得不擺脫低價競爭,轉向研發高附加值產品,或開拓“一帶一路”新興市場!
這一過程中,跨境電商運營、跨境直播主播等新崗位需求擴大,不少外貿從業者轉型后收入反而提升。這種“陣痛式轉型”雖短期影響部分就業,但長遠來看能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最終惠及全體民眾的就業質量與收入水平,但要注意的是,基礎服務業升級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其優勢更大,此時要防止出現歐美化的服務業升級后被國外替代的問題!
綜上,當前我國正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人民幣升值是國力提升的副產品,也是產業升級的必然要求,但過度或過快升值可能加劇就業壓力與經濟內外失衡。對普通人而言,無需過度焦慮或盲目樂觀,應根據自身情況理性應對。有跨境需求者可把握匯率窗口期規劃消費,出口行業從業者需主動提升技能適應轉型,投資者則應避免單一貨幣配置,分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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