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年勒緊褲腰帶擠出100億，最后喂了哪只“白眼狼”？

來源：市場資訊

作者：劉治華

上世紀50年代，我國人民幣幣值極高，5分錢就可以吃一頓不錯的早點。在天津小站地區，1市斤河蟹僅售5到8分錢，1市斤豬肉不到5角錢。中國人民省吃儉用援助了阿爾巴尼亞100億元人民幣，到頭來中國卻被阿指斥為“大國沙文主義”，霍查反倒成了“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真是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從1988至1998年，我曾5次出差到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期間，我目睹了阿國發生的許多令人震驚甚至難以置信的劇變，如今仍歷歷在目。

1988年11月2日下午，我由布加勒斯特乘羅馬尼亞航空公司班機首次飛往地拉那。當時，由于羅馬尼亞能源緊張，布加勒斯特機場候機樓里沒有供暖，室溫很低，人們都能看到自己呼出的氣。機場工作人員身穿厚厚的棉大衣或呢子大衣，腳上穿著大棉靴子，候機乘客更是一個個冷得哆哆嗦嗦。

我乘坐的羅航班機是一架蘇制伊爾18型客機，共有69位乘客，幾乎滿員，多數乘客是經地拉那前往意大利首都羅馬的。飛機原定上午8點半起飛，結果到9點半才升空。伊爾18共有4個螺旋槳，機艙密封很差，噪音大，坐在飛機前部根本無法談話。

伊爾-18飛機作為蘇聯民航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得到了很多專家和航空愛好者的贊譽。

當日天氣晴朗，從高空俯瞰，可見羅馬尼亞境內的山峰已經白雪皚皚。1小時后飛機降落。地拉那的景象與布加勒斯特迥然不同，這里陽光明媚，溫暖如春，氣溫在攝氏17-18度，令人心怡神爽。

來之前，我對阿爾巴尼亞充滿了好奇，因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內經常播發有關阿爾巴尼亞的消息。那時，幾乎人人都知道世界上有個阿爾巴尼亞，是一個“山鷹之國”，是“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而那時國內上映的阿爾巴尼亞電影，給我的印象是阿爾巴尼亞山川秀麗、人很漂亮、生活幸福……如今從事外交工作，我終于有機會來阿爾巴尼亞親眼看看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度。

地拉那機場路是一條林蔭大道，距市區約25公里。道路兩旁是高聳云天、排列整齊的大楊樹；遠處的田間是長勢旺盛的洋白菜、大蒜、白菜、菠菜。令我感到驚奇的是，這里還生長著在歐洲極為少見的柿子樹，黃澄澄、金燦燦的大磨盤柿子掛滿枝頭，格外醒目，讓我感到既興奮又親切。

柿子屬于溫帶水果，原產中國，在我國已有2500年的栽培歷史。地拉那地處北緯41度20分，和北京的緯度差不多。但由于地拉那屬于地中海型氣候，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年最高平均氣溫23.5攝氏度，最低平均氣溫攝氏6.8度，所以喜低溫的農作物在冬季照樣生長。

阿爾巴尼亞位于南歐巴爾干半島西岸，北部、東北部分別和南斯拉夫、馬其頓接壤，南與希臘為鄰，西靠亞得里亞海，隔奧特朗托海峽與意大利相望。面積28748平方公里，小于我國的海南省（3.4萬平方公里）。人口308萬（2001年），其中阿爾巴尼亞族占98%。阿爾巴尼亞是巴爾干半島上古老的民族之一。

二戰期間，該國先后被意、德法西斯占領。1944年11月29日，全國解放；1946年1月11日，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成立；1976年改稱“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1991年改稱“阿爾巴尼亞共和國”。

地拉那位于阿爾巴尼亞中部克魯亞山西側的盆地，西距亞得里亞海40公里。15世紀時，它還是一個小村莊，公元1614年才開始建造伊斯蘭寺院，開設作坊和商店，以后逐步發展起來，1920年被定為首都。

地拉那市中心有一個巨大的廣場，是以民族英雄坎德培命名的，數條林蔭大道由此向四面輻射。市區南郊的沙烏庫山岡上建有規模巨大的烈士陵園，內有一座白色的紀念塔和霍查的陵墓，有士兵把守。市東郊的達埃蒂山海拔1612米，山上建有“達埃蒂民族公園”，內有人工湖、露天劇場和兒童游樂園等，環境優美，是地拉那市民周末休閑的去處。

1988年的地拉那留給我的是一種清貧的印象，那時這里所奉行的一切仍然是所謂純正的社會主義。自1965年以來，阿勞動黨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王的政治路線，認為階級斗爭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動力”。

1976年通過的憲法規定，阿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公有制的計劃經濟，禁止私有制，禁止與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國家及財團成立外國的或聯合的財經公司和機構，禁止接受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國家的貸款等。

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阿年度生產計劃均未完成，造成經濟比例失調，物資供應緊張。人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都很單調，不少人晚上無事可干，只好去遛馬路。

據一些文章資料介紹，上世紀50至70年代，中國曾給予阿爾巴尼亞大量援助。原來我還不是很清楚，這次到地拉那親眼一見，真是大吃一驚。就在羅航班機快要降落之際，我在飛機上驚奇地看到，地拉那機場跑道兩側佇立著數架中國制造的高射炮。

下飛機后，我發現機場衛兵肩上背著的全是中國造的半自動步槍，身上穿的也是我國“文革”期間解放軍戰士穿的那種草綠色軍服。剛踏上阿爾巴尼亞國土就眼見這幅情景，不禁使我產生了某種親近感。

但接下來，眼熟的就更多了。從機場到市區，沿途可見農田里有東方紅牌拖拉機在耕作；道路上行駛的車輛一多半是中國造，其中解放牌卡車最多，其次是南京汽車廠生產的卡車、黃河牌重型卡車、北京130型小卡、北京吉普，以及北京摩托廠生產的東風牌三輪摩托車等。在大街上，更是隨處可見許多阿爾巴尼亞人騎著中國造的“鳳凰”和“永久”自行車。

由于中阿兩黨兩國關系自1978年破裂到1988年已經過去十年了，這些車輛，尤其是解放牌卡車已經十分破舊，行駛起來稀里嘩啦地亂響。可以這樣說，當時在世界上，除了阿爾巴尼亞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國家會有這么多中國制造的車輛。

上世紀60年代初，阿蘇關系破裂，阿處境十分困難，中國給了阿有力的政治支持和大量的經濟、軍事援助。從1954至1978年，我國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100多個成套項目、180多萬噸糧食、100多萬噸鋼材、1萬多臺拖拉機、大量的武器裝備，總額近100億人民幣。

在此期間，我國還先后派遣了近6000名專家到阿幫助工作，并在中國為阿培訓了2000余名經濟和軍事技術骨干。在中國的幫助下，阿興建了鋼材、化肥、制堿、玻璃、銅加工、造紙、塑料、軍工等新的工業部門，增加了電力、煤炭、石油、機械、輕工、紡織、建材等部門的生產能力。

可是自1976年11月阿黨召開“七大”以來，阿領導人多次公開攻擊我國的內外政策，誣蔑中共是“修正主義”和“新機會主義”，甚至號召推翻中國領導人。他們還有計劃、有步驟地破壞兩國經濟和軍事合作，使我國的援助工作無法進行下去。

在此情況下，我國于1978年7月7日被迫決定中止向阿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撤回中國專家。7月30日，阿報發表阿黨中央和部長會議致我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公開信，攻擊我“背離馬列主義”，搞“大國沙文主義” ，“想要成為帝國主義超級大國”等。

自1979年起，阿中斷了同中國的包括貿易在內的一切來往，僅僅保留了大使級外交關系。

恩維爾·霍查

1985年4月11日，阿勞動黨領袖恩維爾·霍查逝世。1991年6月，阿勞動黨公開批判霍查，稱他照搬蘇聯模式，在實踐中一味強調行政命令、黨政不分，搞階級斗爭擴大化、自力更生絕對化、經濟過分國有化、意識形態絕對化，官僚主義與宗派主義盛行等。

上世紀50年代，我國人民幣幣值極高，5分錢就可以吃一頓不錯的早點。在天津小站地區，1市斤河蟹僅售5到8分錢，1市斤豬肉不到5角錢。中國人民省吃儉用援助了阿爾巴尼亞100億元人民幣，到頭來中國卻被阿指斥為“大國沙文主義”，霍查反倒成了“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真是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過去在國內常聽說阿爾巴尼亞是“山鷹之國”，可我在地拉那及其近郊卻連一只山鷹都沒見過，而看到最多的卻是碉堡。羅航班機在地拉那機場跑道上滑行時，我發現跑道兩側和附近農田里到處都是碉堡。通往市區的機場路兩側農田也是每隔數百米就有一排碉堡，大小不同，少則兩三個，多則幾十個。一些山坡上的碉堡更是星羅棋布。

由地拉那乘車前往亞得里亞海港口城市都拉斯，約40公里的路程，沿途也能看到碉堡群。即便在旅游勝地都拉斯潔白的沙灘上也建有一望無際的碉堡，而且這里的碉堡個兒更大。阿爾巴尼亞在全國主要道路兩側、港口、機場和海灘究竟建造了多少碉堡，官方從未正式公布過。但據估算，阿全國約有40萬個碉堡，堪稱“碉堡之國”。

這40萬個碉堡用去多少鋼筋、水泥和沙石料，用了多少人工，占用多少耕地，實在難于計算。假如把造碉堡的建材用去建造民房，可以蓋多少居民樓，可以使當時僅有300萬人口的阿爾巴尼亞居住條件得到怎樣的改善啊！

而在地拉那，我看到相當數量的居民樓質量低下，類似于我國“文革”時期修建的簡易樓。我駐阿大使館院墻外的當地居民住的全是這種樓房。有意思的是，這些樓房的墻體外表磚塊之間沒有勾縫，看上去就像房子尚未完工。

由于阿爾巴尼亞長期處于封閉狀態，也是歐洲最貧窮、最落后的國家，因此當東歐劇變之風吹入阿國后，阿國內形勢隨之大亂。

1991年，阿爾巴尼亞政局動蕩、治安惡化，當地難民瘋狂逃離自己的國家。他們不顧一切地爬上一艘即將離岸的意大利貨船，從圖片中可以看出梯子上掛滿了人，還有無數人掉到了海里。

從1990年7月開始，許多阿爾巴尼亞人紛紛越境出走或涌入西方國家駐阿使館，要求到國外謀生或定居。一時間，阿爾巴尼亞出現了震驚世界的難民潮，造成阿工農業生產暴跌，全國食品供應需靠國外人道主義援助的狀況。

1992年，阿國民主黨上臺，開始實行私有化。

1995年11月1日，我第二次來到地拉那。飛機降落后，我發現機場周圍的高射炮不見了，只有兩個士兵，一個無精打采地站在那里，一個坐在地上。

機場上停放著一架奧地利航空公司的波音737客機，是剛剛降落的。機場設施仍無變化，還是三個入境手續辦理柜臺、一條行李傳送帶。但是，機場路上再也看不到破舊的解放牌卡車，農田里也不見了“東方紅”拖拉機。

機場路兩旁高大的楊樹已全被砍光，據說被當成劈柴燒掉了。在市區，中國制造的自行車也很少見了。令我吃驚的是，街道上出現了大量的小汽車。據說這些汽車都是從西歐國家搞來的二手貨。短短數年內，地拉那平均每十人就擁有了一輛小汽車。

地拉那市容無明顯改觀，但給人的印象是商品豐富了。市區出現了路邊店和小攤販，出售煙酒和小食品，如“可口可樂”和“萬寶路”香煙等。我駐阿大使告訴我，這兩年生活和辦公用品在當地都可以買到了，而前些年，使館要派人到鄰國采購。

商品豐富了自然是好事，但市場上絕大多數商品是從西歐國家倒騰過來的，并非阿國自產。此外，阿農業生產仍然是一大難題，許多阿爾巴尼亞人不愿務農，因其收入微薄。

阿是一個山國，境內山地、丘陵占國土總面積的77%，平原只占23%，森林覆蓋率36%，可耕地面積24%，但阿屬亞熱帶地中海型氣候，降雨豐沛，年均1300毫米。同時氣候溫和，1月氣溫攝氏1-8度，7月攝氏24-27度。如此優越的自然條件，幾乎種什么就長什么，十分難得。可眼下人們視“寶”如糞土，導致農業發展滯后。

盡管市場上許多東西是進口的，但阿國內卻并不十分缺少外匯。因為阿已有50多萬人去意大利、希臘等國打工，每年的僑匯約7—8億美元，這為阿國經濟和社會生活注入了一定的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阿貨幣可以自由兌換了。在銀行或路邊貨幣兌換點，用阿貨幣列克兌換美元或用美元兌換列克很自由，既不用出示護照，也不用填表。而在莫斯科美元換盧布還得出示護照，這里什么都不要，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地拉那也來了中國個體戶，他們大多是夫妻店，小本生意，以出售中國貨為主。當地一些人看他們掙了錢也犯“紅眼病”。據說已經發生當地警察無故搜查商店、無故拘捕中國個體戶事件，目的無非是想敲詐勒索。

1996年，我又一次來到地拉那，這次給我的總印象是阿國經濟開始啟動，馬路開始修，房屋開始建，人民生活開始好轉。據了解，該國當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了500美元。

然而，1997年3月13日晚，當我從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飛抵毛里求斯，驚訝地看到英國“天空新聞”（Sky News）電視臺從當晚直到第二天上午，連續不斷地播放阿爾巴尼亞國內發生的暴亂實況畫面。

畫面中只見阿國民沖進軍營、軍火庫，哄搶槍支彈藥，有的人兩只胳膊上拖著六七支槍；有的人肩扛手提子彈箱，胳膊上還掛著槍；有的人還扛走了火箭筒；一些人撬開彈藥箱，把子彈推上槍膛，朝天鳴放。

在另外一組畫面中，則是人們沖進地拉那一家面粉廠，哄搶面粉，有的人肩扛手提，有的人在地上拖。面粉廠大門外和附近街道上撒滿了面粉，如同天降大雪一般。搶面粉的人也弄得渾身全是面粉，簡直成了“圣誕老人”。與此同時，人們也開始哄搶地拉那市中心的一些百貨商店。

此刻，阿爾巴尼亞政府對國家已經完全失去了控制。軍隊自動解散了，警察也回家了，軍火庫被搶光了，監獄大門也被打開了，海軍開著軍艦、帶著家眷投奔了意大利，空軍也駕機去了鄰國……阿國家機器徹底停止了運轉，這在人類現代史上實屬罕見。

阿爾巴尼亞還會怎樣？誰也說不清。此時，西方國家慌了神，英美等國紛紛撤走駐阿使館工作人員。由于港口和機場已經關閉，美國只好從停泊在亞得里亞海的美國軍艦上派武裝直升機到使館接人。

電視畫面里，直升機旋轉的螺旋槳攪得塵土疾揚，草木橫飛。地拉那市區不斷的槍聲更加劇了緊張氣氛。美使館人員手提箱子或懷抱孩子，弓腰低頭，在頭戴鋼盔、身穿防彈衣、荷槍實彈、不停東張西望的海軍陸戰隊士兵的掩護下登上飛機。一架升空不久，另一架又降落下來，不停地往來穿梭，把使館工作人員送到軍艦上。

“天空新聞”評論員稱，阿爾巴尼亞發生的這場暴亂不屬于革命，也不屬于人民起義，完全是無政府狀態下一場無組織、無政治目的的騷亂。他們認為，阿長期處于封閉狀態，人們對外界所知甚少，國民也無自由和民主可言，蘇東劇變，阿也同時被卷了進去。阿共產黨被擯棄了，人們便異想天開地認為，一旦拋棄了社會主義就會自動進入資本主義，就會過上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生活。

可是八九年過去了，人們不但沒有過上好日子、一步登天，反而受到非法集資公司的欺騙，使不少人一夜之間失去了一生的積蓄，成了窮光蛋。人們情緒激憤，要求索回自己的錢財。在這樣一個涉及千百萬人切身利益的敏感問題面前，阿政府卻束手無策，民眾鬧起來了，政府只會派兵去鎮壓。

人們感到共產黨不行，取代共產黨的民主黨也不行，于是失望、絕望，進而怒不可遏，失去了理智，不顧一切鋌而走險。

先是阿北部重鎮斯庫臺發生騷亂，軍營和軍火庫被搶。政府緊急調兵前往鎮壓，不料士兵拒絕服從命令、棄營而去，同時警察也“不辭而別”。因為士兵和警察之中也有集資公司的受害者，民眾的狂怒士兵們感同身受，怎么還能把槍口指向自己的同胞？所以民眾哄搶軍火時，士兵們只站在一邊看熱鬧。更有甚者，哄搶軍火者中的一些退伍軍人竟然把坦克和大炮開到自己家里。

1997年的暴亂使阿國元氣大傷，各個方面都倒退了若干年。阿經濟惡化，貨幣貶值。地拉那機場路僅僅重修了4公里就因暴亂停止了。

1998年3月，在阿發生暴亂之后約一年，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來到地拉那。走在地拉那街頭，我發現許多人無事可干，不少人在路邊的咖啡攤上邊飲邊侃。令人奇怪的是，馬路上有許多“奔馳”轎車。據西方報刊透露，其中一部分是從西方國家盜運來此銷贓的。我還看見街邊有人手握成捆的阿貨幣列克，按著計算器與過往的行人兌換外幣。

直到此時，阿軍隊和警察也尚未健全，國民基本上處于自我管理狀態。阿國真正變成了“自由世界”，一會兒有人沖警察局，一會兒有人搶商店。用西方記者的話說——阿國國民把法律操在自己手里了。

據估計，1997年的暴亂中，民眾從兵營和軍火庫中搶走了大約100萬支槍，到1998年3月，收回的槍支寥寥無幾。阿全國僅有300多萬人，平均每三個人就有一支槍。

據我駐阿使館的同志說，1998年元旦，阿國人以鳴槍替代鞭炮。元旦前夜，地拉那的槍聲如同北京除夕之夜燃放的鞭炮一般熱烈，子彈頭像雨點一樣從空中紛紛落下，傷了許多人，連我駐阿使館的院子里也落下了許多。

平日里人們也是以鳴槍取樂，高興了就開上幾槍。我在地拉那住了兩夜，每晚都能聽到槍聲。但據說，槍聲比起幾個月前已經少多了。有人估計，在被搶走的槍支之中，約有70萬支是中國援助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槍。

1998年3月3日下午，當我們在達埃蒂民族公園散步時，一位阿爾巴尼亞老者主動上前與我們打招呼。他漢語講得非常好，一聊才知道，他曾于1960年在北京外交學院學習過，當時就住在外交學院工字樓南頭的學生宿舍。我仔細端詳，對他尚有印象，沒想到38年之后在地拉那的公園里又遇見了他，真可謂“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他告訴我們，離開外交學院之后，他到了阿駐華大使館工作，如今已經退休，每月的救濟金僅為30美元，難于維持生活，靠兒子從國外寄些錢來接濟。我問他：“為什么不與中國做些生意？”他回答：“根本就沒有做生意的本錢。”這位為阿爾巴尼亞的外交事業奉獻了一生的職業外交官，竟然落得這般境地！

第二天，我懷著復雜的心情離開了這座美麗的城市——地拉那。

自1983年起，中阿兩國逐漸恢復了交往，如今兩國之間早已不存在根本的利害沖突。作為曾經耳聞目睹了中阿兩國交往歷史的我，真誠地希望兩國和兩國人民能夠再次友好合作，攜手創造中阿美好的21世紀。

加主編微信TZBB668，備注進群，可進大觀粉絲群（本群為邀請制，謝絕空降）

注：除本平臺聲明的原創外，其它內容源于網絡或它方投稿，旨在供讀者多種文化視角的探討與解讀，并不代表“新大觀”的觀點和立場，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后臺留言，將第一時間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