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之子不肯改國籍，博士學歷在美當車工，鄧小平接見托付兩事

1978年冬天，美國東海岸的寒風卷著海鹽味，吹得行人縮起脖子。一位六十歲出頭、頭發花白的東方老人下班后把工裝扔進儲物柜，隨手拍了拍袖口染上的金屬屑，他叫馮洪志。沒人把他同加州大學工學博士、沃爾辛頓公司副總裁聯想到一處；在車間里，他只是編號H-27的車工師傅。

馮洪志年輕時學成于柏林工業大學，1945年前往美國深造，本是胡子昂挑中的“工業報國”種子選手。畢業那年，新中國成立，他興沖沖去辦離境，卻被告知需要美國國務院許可。對方提醒他：“加入美國籍，文件就好辦。”他冷淡回答：“免談，我是中國人。”一句話，把體面的工作和優渥的研究經費都推到一邊。

身份尷尬帶來的后果很快顯現。五十年代初，國防承包商不要“外國人”，民用企業顧慮“政治風險”，博士學位成了包袱。他挑了家機械廠，從學徒干到技術員。臟、累、噪音大，他照樣干得起勁。有人勸他何苦折騰，他笑道：“小時候窩窩頭都啃過，這點油污算什么？”

堅持不用換國籍的代價遠不止工作。朋友聚會遞上移民表格，他推回去；銀行貸款審查見他是“綠卡”便額外加碼；買房子時，房產經紀順口一句“外國人稅高”，馮洪志只說：“再貴我也寫中文名。”

1969年，美國聯絡處負責人黃鎮專門驅車來看他。“你是我見到的第一位沒改國籍的技術專家。”馮洪志側身請他落座，淡淡一句：“硬骨頭學的是我父親，不輪到我夸口。”

父親馮玉祥留下的《正氣歌》手跡，他一直放在書桌左抽屜。挫折多了，他攤開墨跡已淡的紙頁，默念那句“只知有國不知有家”。馮洪志說過一句掏心窩子的話：“人活著得有旗幟，我用這張紙當旗幟。”

七十年代初，中美關系松動。1973年，馮洪志終于拿到回國許可。飛機降落首都機場那刻，他貼著舷窗發呆，直到空姐提醒才回神。三十年未見的弟妹早已白發叢生，喚聲“三哥”，他喉頭發緊卻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

那次短暫停留后，他仍被勸留北京工作。可思量再三，還是返回美國——那里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九年后，馮玉祥百年誕辰紀念，他再度回京。這一次，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上，他與家人共同等候鄧小平。

傍晚六點，鄧小平快步走來，握手時突然問：“弗能沒來？”馮洪志低聲答：“大姐已故。”鄧小平沉默片刻，隨即轉到正題：“你若立即回國，也許反而可惜。外頭你能做的事更多。”停頓一下，他補了句，“幫國家統一，幫四化建設，你看行不行？”馮洪志幾乎脫口而出：“行！”

回到紐約，他用父親鐘愛的山名注冊“泰山工業公司”，自己掏腰包跑項目。一年飛十幾趟，兩腿常常因長途航班水腫得脫不下鞋。他自嘲“老骨頭浸汽蒸”，卻樂此不疲。1988年，他牽線達成上海污水處理設備引進合同；1994年，又促成孟縣至廊坊602公里輸煤管道計劃落地。技術細節、供貨價格、融資方式，他一項一項盯。有人感慨：“馮先生，你像拼命三郎！”他擺手：“國家省一塊錢，比我多睡一小時值。”

對臺灣事務，他同樣沒閑著。和宋希濂聯合倡議成立和平統一促進會，三次寫信勸蔣經國開放探親。1987年，他寄去錦盒，里面是奉化溪口蔣母墓前的三杯黃土，還有幾張老屋照片，附言：“同胞不得相見，卻讓外人往來自由，這算什么道理？”據說蔣經國捧土時，眼眶發紅，隨即放寬臺灣居民赴大陸限制。

蔣經國去世后，馮洪志原本打算飛臺北吊唁。辦證處人員說必須用美國證件，他勃然：“我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是探望家鄉，不是出國度假！”最終，他沒有踏上那班航班，但態度已擲地有聲。

馮洪志晚年行色匆匆，文件包里常塞著父親手書的復印件和最新項目清單。有人問他為什么還這么拼，他合上文件夾，露出一絲疲憊卻堅決的神情：“沒別的，骨頭硬得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