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唯一與毛主席平起平坐的人，后為民棄官，晚年甘做鍋爐工

1982年初春的凌晨四點，齊齊哈爾的風刮在臉上像刀子。北滿特鋼1號轉爐旁，五十五歲的王百得抖抖肩膀，把安全帽往下壓了壓，彎腰撿起爐口濺出的鋼渣。爐火映出他鬢角的白發，一旁的新工人小聲嘀咕：“聽說他當過中央委員？”沒等回答，爐蓋已落，火光吞沒了訝異的目光。誰能想到，這位普通鍋爐工的名字，曾在1969年的人民大會堂里，與毛主席一道寫在同一張選票上。

時間往前推十三年。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秘密舉行。會前，中央特意向全國重點企業下達指示：基層產業工人必須有人進入中央委員會。北滿特鋼分得的代表名額只有一個，條件卻寫得很死——黨齡七年以上、一線煉鋼八級工。廠里翻遍花名冊，只有王百得符合。那天深夜，政工科送來通知，他皺著眉頭算了一下爐班表，又問組織：“走了以后，3號爐咋排？”對方只回一句：“國家的事，比排班大。”王百得沒再說什么，把換洗衣服卷成小包，獨自登上去北京的夜班列車。

九大會場內，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念到王百得時，氣氛微微一滯。代表們對這個陌生姓氏沒什么概念，毛主席卻放下手上的記錄本，輕聲說：“工人階級頂得住。”就是這句點頭，王百得的得票與毛主席相同，全票通過——那成了九大上極少見的“平票”。會后，周總理笑著對他說：“’白旦’念起來像空心的雞蛋，給你加一筆，改成‘白早’吧。”自此，王白旦變成了王白早；再后來，同事嫌念著別扭，索性叫“百得”，“樣樣都行”之意。

然而“樣樣都行”并不意味著官運亨通。回廠后，他被提拔為煉鋼車間革委會副主任，又兼任市委副書記。文件堆得滿桌子，他卻常往煉鋼平臺跑。有人調侃：“王副書記，你的辦公室在爐臺還是市里？”他擺擺手：“爐溫不穩，文件批得再快也白搭。”一句實話，讓同僚覺得生分，也讓上級心里犯嘀咕。很快，他被停職檢查八個月。其間，北滿特鋼過去的老伙計隔三差五送來鋼渣樣品和爐溫記錄，他手工標注、寫成建議，再托人塞進廠里技術科。文件沒落款，只寫“老王”。多年后技術科翻舊檔，才知“老王”就是當年的中央委員。

等待處理的三年，對他打擊更大的是家庭。原配妻子病逝，兩個年幼的孩子一度無人照應。組織為他介紹新伴侶，于淑彥，兩人迅速成婚。生活剛見起色，政治結論也下來了：可以外調提干，也可以回廠。王百得看著任免通知，沉默許久，最后在“留廠”一欄簽了名。

有人說他傻，可他清楚自己的分量。九大“平票”是特殊年代的產物，真實能力還是體現在爐前。1982年復崗那日，他撂下一句：“工人就應站在火里。”身邊人被這話嚇了一跳，他卻只是在說煉鋼的極限溫度必須用腳量。那年，他帶班完成200多爐優質模具鋼，無一返修。技術科寫情況簡報時，特地加注：“爐前實測動作標準化，源自王百得。”

晚年更加寡淡。女兒因意外去世，兒子因病早逝，白發送黑發，他沒有請長期喪假，火化第二天就回到爐子邊。徒弟勸他歇兩天，他把護目鏡往額頭一推：“爐水凝了就麻煩，再燙也得干。”這句硬氣話此后成了車間口號，貼在墻上，被年輕工人視作行規。

1995年退休，他選擇住在廠區簡易宿舍，不肯搬進分配的城市新房。每日清晨，仍到鍋爐房看看壓力表。廠里小伙子喊他“王師傅”，有人不識內情問他履歷，他揮手：“講那些沒用，爐溫重要。”桌上只有一張殘舊的九大代表證，外加當年全票當選的紅布袋。外界屢次邀請他出席回憶座談，他能推就推，偶爾出面，也只談煉鋼的爐襯和合金配比。

值得一提的是，王百得的技術筆記被保留下來，厚厚四大本，沒有一句政治口號，通篇是參數、配圖和大量修正符號。2008年，北滿特鋼改制，技術科將這四本筆記掃描存檔，命名《百得爐前手記》。年輕工程師看后感慨：“一個中央委員寫的全是鋼水高度和氧槍角度，真難得。”

王百得晚年無登高之志，亦無自憐之言。廠里舉辦離休職工攝影展，他拒絕擺拍，只被抓拍到一次：手持扳手，站在停產的2號爐前打量舊煙囪。照片沖印出來，他留下一句評語：“鋼要煉，人也要煉。”說完把相片塞進抽屜，再未提起。

2011年冬，他病逝于齊齊哈爾，遺囑簡單：“骨灰灑在松花江入江口，不設靈堂，不收挽聯。”執行那天，大雪封江，常年在廠房里摸爬滾打的老工友沿江岸刨開冰面，默默倒下骨灰，隨后各自散去。未響禮炮，無唱挽歌，只余風聲。幾個月后，北滿特鋼把廢棄鍋爐房改成技師培訓室，門口掛塊不起眼的銅牌，三個字——“百得室”。

在漫長的歷史脈絡里，王百得的名字顯得微小，九大全票不過曇花一現；可在鋼廠的時間軸上，他用一輩子守住爐火、守住工藝，讓“中央委員”四個字淡得幾乎看不見，只留下“八級工”與“技術筆記”。有人評價他：官似浮云，鋼才是真。旁人聽后少言，卻都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