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云逸給兒子張光東寫信，開口稱“同志”，張光東：父親不認我了

1965年9月12日，北京的秋夜有點涼。哈軍工新生張光東在學生宿舍拆開家書，第一行字就把他怔住——“親愛的光東同志”。他盯了好幾秒才反應過來，這封信出自父親張云逸大將之手。堂堂父子，突然互稱“同志”，年輕人的第一反應是：“是不是不認我了？”

他沒立刻回信，而是把那張薄薄的信紙折好放進抽屜。幾天后，在操場夜跑時他忍不住向同學嘀咕：“我爸改口叫我同志，你說怪不怪？”同學笑著回了一句：“說明你成年了唄！”一句玩笑，卻讓他的心情微妙起來。

時間撥回半個世紀前。1909年，22歲的張云逸加入同盟會，隨即在黃花崗起義扛起炸藥包。槍聲、血色、烈火，年輕的面孔在城頭閃現。那一仗失敗，他恰巧因為“出去買菜”逃過清軍搜捕。三十多年后回憶往事，他拍著大腿說：“菜籃子救命，算是老天給的運氣。”

革命的履歷寫滿硝煙：南昌起義策動、江北指揮部組建、百色山里輾轉。新中國成立時，這位老將已兩鬢花白，被授大將軍銜，卻享受元帥待遇。外人只羨慕榮光，他卻惦念家里那幾個孩子——張瓊、張遠之、張光東——各自出生于動蕩的年代，命運被戰火撕扯。

家事同樣不同尋常。原配王氏賢淑，卻因思子心切親手撮合韓碧做“二房”。韓碧出身海南沒落地主家庭，輾轉到廣州理發店謀生，戰爭逼得她當過乞丐、當過童工。張云逸最初并不接受這段婚姻，幾番爭執，終因王氏苦求而點頭。傳奇的是，韓碧后來撐起了整個家，在日軍炸彈聲里護著孩子們逃難。張云逸回憶：“她吃的苦，比槍林彈雨還多。”

戰爭結束，生活似乎安穩了，可教育問題擺到桌面。張光東是小兒子，1946年才降生，父母本可多寵一點，卻偏偏另行做法。1959年，張光東報考中學時拿著表格問父親：“父親一欄寫什么？”張云逸抬頭：“寫你媽媽，別寫我。”兒子不解，父親補了一句：“有人問，就說你爸失蹤。”語氣輕描淡寫，原則卻分明——不讓孩子占半點軍功余蔭。

這股“別搞特殊化”的風還體現在擇校。北京軍屬圈子盛行把孩子送進八一小學，張云逸卻堅持北池子小學就近入學：“離家幾條街，方便。更重要，多跟工人、店員的孩子混，心里才熱乎。”張遠之、張光東多年后回憶，都承認當時沒聽懂父親的苦心，卻的確因此結識了不少草根朋友。

1964年底，哈軍工發來錄取通知書。開學那天，母親韓碧偷偷往背包里塞了個布枕頭。老將軍翻包，二話不說把枕頭抽出來：“當兵哪有枕頭？卷衣服頂著睡。”隨后親手示范如何捆扎背包。張光東說：“那晚我拎著硬邦邦的背包，連抱怨都不敢。”

于是出現了開頭那封信。信里只有短短幾行：祝賀入學，要求牢記紀律，囑咐把群眾立場擺正。最醒目的卻是稱呼——同志。張光東后來找到父親問原因。老人笑道：“你已經是黨員，我們在黨內平等。平等，就叫同志。”一句平淡解釋，包含的是一條貫穿幾十年的教育脈絡：功勞屬于集體，身份歸于人民，家庭不能凌駕制度。

1969年，張光東赴黑龍江“四清”，在寒風里拎糞桶、砌豬圈。鄉親冷不防問起：“你家哪兒人？”他照例只提母親。后來父親寫信鼓勵：“多同情農民，站在他們一邊。”落款仍是“同志”。那封信如今陳列在海南文昌張云逸紀念館，泛黃的紙面見證著一段別樣父子情。

1973年，張光東調回北京，探望身患重病的父親。老人已語音微弱，只擠出一句：“你能回來嗎？”這句幾乎是乞求的低語，讓常年在外奔波的兒子鼻子發酸。將軍一生談笑風生，卻在生命尾聲流露出遲來的掛念。半年后，張云逸病逝。整理遺物時，家人發現十幾封寄出未留底的家書，通篇沒有一句“偉業”，只有對孩子自立的叮嚀。

張光東后來在四川深山搞導彈科研，又赴軍事學院深造，直至擔任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副院長。有人驚訝他的軍事素養，他淡淡一句：“家風如此。”外界贊他少年得志，他則說：“父親不讓我走捷徑，我只有把書念好，把本事練硬。”

那封稱呼“同志”的信，張光東一直留在書桌最上層。偶爾翻到，墨跡仍清晰。他告訴后輩：“別看只有一個稱謂變了，背后是一整套做人做事的準則。”這話說完，他合上信紙，燈光里能看到那一行端正的字：親愛的光東同志——緊接著，是一位老革命對新一代最質樸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