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中旬,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剛冒出新芽,中央軍委在這里討論干部隊伍“接力”問題。毛澤東掃視會場時隨口一句:“年紀大的同志要學會給年輕人讓條路。”話音一落,屋內靜得能聽見鉛筆滾落桌面。不到一年,真正把這句話付諸行動的,只有一位上將——朱良才。
1959年初夏,朱良才給北京軍區黨委遞上薄薄一頁辭呈。辭呈不長,兩句話概括:自己身體欠佳,請求免去黨委委員職務,以利工作。軍區辦公室有人悄悄算了算,老上將才59歲,按資歷、按經歷,正是坐鎮一方的合適年齡。消息上傳,毛澤東感到意外,隨即讓聶榮臻打聽緣由,順帶“多勸兩句”。
聶榮臻托人約在軍區老干部療養院小會客室。“良才同志,你這是怎么想的?”朱良才微微一笑,指了指右臂殘疾的部位,“這條胳膊常年抽痛,腦仁也常炸雷似的疼,會議一開就靠止痛片撐,坐在那兒反倒耽誤事。”聶榮臻皺眉:“會議可以讓副職主持嘛。”朱良才搖頭,“這樣不好吧。”三句話不到,他的堅持已昭然若揭。最終,軍委批準了辭職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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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疑惑:這位井岡山時期就打出名號的“常勝師”政委,為何說退就退?若將時鐘撥回三十年前,也許能找到答案。
1900年9月27日,朱良才出生在湖南汝城。父親去世早,家里靠母親縫補度日。家貧仍送他讀私塾,他好歹念完高小,后來當了兩年塾師——在那個文盲比稻草還多的年代,已算“秀才”。1925年冬,他被毛澤東點燃的農民運動所吸引,在鄉里主辦農協。兩年后,“四一二”白色恐怖席卷,農協骨干首當其沖,他被捕入獄。10月獲救,他毅然遞交入黨申請,“既然差點被當成共產黨人處死,干脆真正當一名共產黨人。”這一句話,他后來回憶時仍覺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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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岡山歲月,是朱良才軍旅生涯的起點。1928年8月,湘贛敵軍合圍黃洋界,紅31團1營受命固守,他時任1連黨代表。山風獵獵,他高聲動員:“這一座山要是丟了,革命根子就斷了!”戰士們聞言拼死死守,迫使敵軍當夜潰撤。那一仗為中央蘇區贏得喘息,也為朱良才贏得“迂回常勝”的名聲——隨后在第一次反“圍剿”中,他率紅9師突襲張輝瓚,繳獲紅軍第一部軍用電臺。彼時他踢過電臺木箱,笑言“破銅爛鐵”,被陳毅忙不迭攔下:“這可是寶貝!”情節頗有幾分戲劇味,卻實實在在改變了紅軍通訊史。
戰功背后,傷痕累累。1931年春,他右臂負傷,永遠抬不高;長征途中,又因舊傷復發幾度瀕危。鮮為人知的是,過草地那段日子,他身兼總衛生部政委,靠抓到的小田鼠、野兔熬湯分給傷員,一口湯救活幾十條命。張汝光后來說,“沒有那碗湯,也許就趴在草地上起不來了。”
西路軍潰散后,朱良才孤身潛行34晝夜,從祁連山到蘭州,全憑化裝成討飯老漢才脫險。一次,他鉆進羊群避開馬匪;另一次,靠扔石頭驚散野兔把追兵引開。黃河渡口堵滿國民黨哨卡,他混作挑夫才擠過橋梁。抵達援西軍團部時,警衛差點把他當乞丐轟走。陳坊仁從窗里認出,“是良才!”待人抬進房,他已虛脫。醫生統計,他體重只剩不足90斤。
抗戰階段,他與聶榮臻共事晉察冀,主持軍政干部學校,再到建國后組織華北軍政大學。大規模院校辦學枯燥,朱良才卻樂此不疲,自嘲“當教書匠又轉回來了”。1955年授銜,上將。人們發現他辦公桌上厚厚一摞止痛片,卻很少請假。北京冬天冷,他夜里披棉大衣寫材料,還是把《朱德的扁擔》一稿改了又改,力求史實精準。稿子送審時,他叮囑編輯:“別署我名,也別給稿費。”理由簡潔,“文章是寫朱總司令,不是寫朱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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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理解革命需要接續,他特別關注后備干部成長。可反觀自身,舊傷復發、偏頭痛愈發頻繁。1958年軍委會議提出崗位年輕化,他當場未吭聲,回去躺在床上輾轉到天亮,終于下決心遞辭呈——不是悲情退場,而是“把座位騰給生力軍”。
辭職后,朱良才搬到西郊干休所。偶有人探望,他喜歡聊井岡山的土豆湯、草地里的野鼠湯,卻極少提功勞。1961年教育部把《朱德的扁擔》《一根燈芯》選入課本,他仍堅持“兩個條件”。孩子在課本里讀到文章回家興奮報告,他故作驚奇:“哦?真有這么回事?”多年以后,子女才弄清作者原來就是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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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火紛飛到綠樹成蔭,朱良才的軌跡沒有驚天轉折,只有持續的克己與低調。他不善言辭,卻用一次主動讓位,給后來者立下一塊標尺:功勞簿可以上交,責任棒必須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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