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衣庫店長下令偷拍顧客，KPI指標侵犯隱私權引爭議

上海某商場內，一位母親推著嬰兒車走進優衣庫試衣區。她還未站穩，對講機里已響起提示：“11號，背大包，戴口罩?！比昼姾螅粡埶齻饶樀恼掌簧蟼髦翑蛋偃说钠髽I微信群，配文“重點關注”。這不是電影情節，而是多名優衣庫員工親述的日常。

近期，優衣庫部分門店被曝系統性“偷拍”顧客，并將可疑人員標記為“11號”在內部群組傳播。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一行為竟與績效考核掛鉤——有區域經理下達“每天至少上報一例”的硬性指標。所謂“發信”，實則是將消費者置于無 consent 的監控之下，以管理之名，行越界之實。

這已不是簡單的防盜手段，而是企業權力對個體權利的結構性擠壓。員工在KPI壓力下成為監控節點，顧客在無意識中被貼上“嫌疑”標簽。律師明確指出，此舉違反《民法典》關于肖像權與隱私權的規定，也觸碰了《個人信息保護法》中“知情—同意”原則的底線。商家有權安裝監控，但無權對特定顧客進行持續跟蹤、標簽化傳播。前者是合法安防，后者是歧視性監控。

優衣庫的邏輯看似自洽：自助購物模式導致高失竊率，技術防控（如RFID標簽、安檢門）常被繞過，只能依賴人力預警。然而，行業對比凸顯其荒謬。沃爾瑪、盒馬等企業同樣面臨防盜壓力，卻選擇強化技術投入與流程規范——監控僅用于事后追溯，防損員須遵循“親眼目睹四要素”才能干預，嚴禁員工私拍顧客。名創優品甚至聲明“不收集面部識別信息”。它們守住了一條底線：防盜不能以犧牲人格尊嚴為代價。

優衣庫的問題，不在基層員工，而在管理機制的扭曲。當“發信”成為KPI，員工便被迫在合規與考核間做選擇。一位前員工坦言：“不報，領導說你不盡責；上報，又覺得良心不安?！边@種壓力傳導，將法律風險轉嫁給一線，最終侵蝕品牌信任。更諷刺的是，內部對員工查包制度極為嚴格，卻對外部顧客實施無差別懷疑，折射出一種雙重標準的控制文化。

真正的零售管理，應建立在尊重與信任之上。技術漏洞不能成為越界監控的借口，績效指標更不該凌駕于法律之上。優衣庫若想重建公信，必須立即廢除此類考核，明確禁止員工拍攝顧客，并向公眾說明數據處理情況。監管也應跟進：網信部門需對違規信息處理行為立案調查，市場監管機構應將“歧視性監控”納入消費侵權范疇。

顧客走進商店，不是走進審訊室。
當一家企業開始系統性懷疑它的用戶，它失去的，將是所有人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