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學之難，難于上青天，幸遇大好時代，感恩貴人相助

對于今天的青年人來說，上大學就像到超市購物那么輕松與容易。

但對于50后生人，大學則是一個遙遠和破碎的夢。

到恢復高考的1977年，知青已經30歲左右，或結婚生子，或環境穩定，或學過的知識荒廢殆盡，曾經的求學熱情早被歲月磨得疲憊和遺忘了。

所以，當高考突然恢復時，大多數知青猝不及防，無力應對。少數跳龍門者，不是始終沒有丟棄課本的人，就是因環境所迫而奮力一搏的斗士。

我幸運地屬于后者。

1971年10月21日，我從插隊三年的農村被招進了陜西一家大企業。

它是專門生產石油輸送管道的部屬企業，廠區很大，道路寬闊，這對一個從山區農村來的知青而言，宛如進了天堂。

我這點小才華竟然被廠宣傳部部長發現了，他就在400多名新工陸續被分配到各車間時，唯把我一人留到了廠宣傳部。

部長遺憾而無奈地同意了。

年輕的我把生活想象地太浪漫了，車間工作之繁重、三班倒之辛苦且不說了，車間領導觀念之陳舊也超出我的想象。我剛正不阿的知青性格常常得罪領導，處境之艱難可想而知。

當時，唯一的出路就是能被推薦上大學。為此，我賣力干活獲得了工人的認可，三次推薦我上大學，但都被車間領導用各種理由卡了下來……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

1977年，停滯了10多年的高考恢復了，這是給我們這一代被耽誤的人降下的甘霖。我幾乎泯滅的心火又一次點燃，立即報名。

廠教育科的領導通知我：因為你所在車間不同意，你不能參加高考。

推薦上大學時，我曾三次被車間卡下，現在恢復高考了，依然要剝奪一個青年人的出路。

我不服！

于是，我就大膽地找到廠里新來的管教育的李副書記。

李書記是老石油干部，身上散發著石油人特有的豪爽與謙和，熱情地接待了我。

聽完我一番有理有據的傾訴后，李書記用響亮的東北話吼起來：

我與李書記素不相識，他竟然毫無顧忌地主持正義，救我一生，真是上帝賜給我的貴人啊！

可想我及我們這一代人中初中畢業生的考試成績了，公布后我的成績與錄取線相差4分。

僅僅4分就剝奪了我上大學的路，我有可能永遠就待到工廠了。

但是，高校錄取都是從高分數向下挑選的，我的低分數肯定不占優勢，危機并未解除。

我只有背水一戰了！

打聽到陜西高考的錄取在長安飯店進行時，我就整天在飯店門前轉悠，尋找與接待人員說話的機會。這里一直戒備森嚴，接待人員每天僅出面一會兒，而這一會兒都涌滿了訴說的考生，根本沒有我說話的機會。

一天，一位婦女抱著孩子理直氣壯地撥開擁堵的人群，擠到接待人員面前，大聲喊道：

黃開權顯然失禮，謙恭地道歉：

從他們的對話我中，我捕捉到兩個珍貴的信息，此接待人員叫黃開權，今晚回家。在黃夫人返回那一瞬間，我又從這位不設防的女人口中了解到他們家在體育學院。

我晚上趕到體育學院，戰戰兢兢地敲開黃開權的家門后，他一臉的不高興，我沒有在意，先從家常拉起，又說到我的經歷。驚喜的是，黃開權也畢業于我的母校。氣氛自然友好了，他主動說：

出于感謝和敏銳，我主動承擔了因黃老師無法脫崗而由我送他夫人上火車的任務。

第二天，我專門買了兩個上海買不到的大西瓜，到車站后又抱著黃老師的孩子，順利地把母子倆送上了車。

黃老師高興地說：

三天后，黃老師興沖沖地告訴我：

接到入學通知書的當天，我生怕阻撓我上學的人使壞，就緊鑼密鼓地在一天時間內辦完離廠的一切手續。

晚上，我躺在陪伴我度過7年工廠生活的小床上，思緒萬千，所有的甜酸苦辣都涌上心頭，一口氣寫出10首詩，幾乎包容了我七年的愛恨苦樂。

為了紀念和感恩陪伴我度過8年艱難歲月的小床，我特取名這組詩為《寫在我的兩平方米》。

最后一首詩是這樣的：

當我踏進校門時，廣播里響亮地播送著新生歡迎詞，當聽到：“你們從艱難中走來，你們從苦水走來”這句話時，我忍不住面壁長時，痛哭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