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徐向前元帥去世，臨終提出3條要求，中央回復：無法全部答應

1990年8月下旬，北京301醫院的長廊格外安靜。護士腳步放得極輕，生怕驚擾病房里那位頭發花白卻依舊挺直的老人。徐向前知道時間不多，他讓兒子徐小巖把門關好，壓低聲音說出三件事——“去世后別開追悼會，別進八寶山，骨灰撒在曾經浴血的山川”。囑托講完，徐帥長舒了一口氣。對話僅數句，卻像軍令一樣鏗鏘。

離開戰場已久，偏頭痛仍舊折磨著他。醫生建議使用更昂貴的止痛藥，他擺手：“別浪費。”身邊人勸不動，只能定時打冷水毛巾敷在額頭。很多人疑惑，為什么元帥到生命最后一刻還在想著節儉？答案得從更早的歲月說起。

1901年11月8日，四川宜賓一個秀才家庭誕下一子，取名向前。父親靠替人抄書糊口，家里清貧，卻硬是省下油錢點燈讓孩子識字。少年徐向前寡言瘦小，同伴笑他“像抽大煙的”，可他讀書過目成誦。18歲，他以全縣前幾名考入順慶中等師范，畢業當教師。本可以安穩度日，1919年的五四浪潮卻讓他第一次感到講臺不夠用，天下才是課堂。

1924年春，黃埔一期招考。他先在“體格一欄”被刷下，復檢時硬撐著做俯臥撐，才贏得入學資格。自此走上征途。北伐、南昌起義、鄂豫皖根據地、長征東路軍……槍林彈雨中的徐向前始終沖在前面。1937年9月，他帶傷路過故鄉，本想給母親磕頭，父親卻告訴他老人家三年前病逝。那一夜他伏在灶間的柴堆上痛哭，第二天擦干眼淚繼續南下。忠與孝，從此在心底劃出一道無法彌補的缺口。

抗戰結束后，他已是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1949年4月太原戰役，重病臥榻仍堅持指揮。城破當晚，他把繳獲物資全部登記，連一把銅鎖都不許私拿。兩個趕來的姐姐見庫房滿滿，想挑件家具改善生活，被他斷然拒絕：“公家的，誰也不能動！”姐姐們氣得直跺腳，住了幾天才明白弟弟不是做樣子——他睡的就是行軍床，手邊一個掉漆木箱伴了十多年。

新中國成立后，徐向前出任總參謀長。記者問他“為何不換車不換房”，他笑著反問：“走得動就行，換來換去浪費油錢。”1958年起，偏頭痛加重，他提出辭職休養。中央考慮再三批準，但每逢重大軍事科研項目，他仍被電話請回。秘書記錄，徐帥看文件常疼得冒汗，卻從不拖延批示。

節儉之外，他對子女要求更嚴。二女兒徐魯溪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單位想給她單獨調一套三居室。風聲剛傳到家，徐向前便把女兒叫來：“憑啥你就能住大房？弄清楚程序才許搬。”核實屬正常后，他才點頭。對于兒子徐小巖，他只一句話——“聽黨的話，別給家里丟人”。

時間回到1990年9月20日夜，徐向前體溫39攝氏度，心絞痛加劇。凌晨1時07分，心電圖變成一條直線，享年89歲。噩耗傳到中南海，幾位領導沉默良久。三條遺愿放在桌上，討論焦點并不是“答不答應”，而是“怎樣才既順從老帥心愿，又符合黨和軍隊對功勛的尊重”。

最終決定：追悼會改為小規模送別會，地點仍設八寶山禮堂；安葬必須進八寶山革命公墓，這是對功臣的制度性安排；骨灰撒撒更寬，允許家屬把部分骨灰帶往大別山、大巴山、太行山三處撒散，以慰英魂。中央發放撫恤金八千五百元。徐家人推辭未果，索性轉手交給秘書郭春福，用于救治其患白血病的孩子。消息傳出，醫院不少護士紅了眼圈：原來元帥家里連一張像樣的存折都沒有。

有人好奇，他生前為何執意反對鋪張。老部下王定國回憶：“徐帥常說，輕飄飄歸去，才對得起犧牲在山頭的兄弟。”這句聽似平淡的話，一扯就能把人拽回泥濘戰壕。1931年秋，他在皖西一次夜戰中丟了全部行李，日記本被雨水泡散，戰友借來半張報紙讓他把糖水藥方寫下。十年過去，這半張報紙依舊夾在木箱里，提醒他軍人應該怎樣活。

撒灰那天是秋分，直升機沿大巴山脊飛行。機艙門打開，紙盒里的灰燼被疾風卷出，很快融入蒼茫林海。副駕駛輕聲說：“首長，好好睡吧。”山谷回音低沉，沒有儀仗，也沒有禮炮，只有松濤與機翼共鳴。至此，徐向前“把自己還給了土地”。

元帥已去，故事未完。八十年代后期，全軍經費緊張，多數干部子弟出國深造自費購買機票。徐小巖主動請戰去高原演習，一去三年。有人暗示：“你父親的名頭，申請公派很容易。”他搖頭：“老爺子說過，部隊事情部隊想辦法，個人占不得便宜。”這股倔勁，像極了床頭那只老木箱。

從黃埔操場到莫斯科會談，從太原指揮所到朔風中的直升機艙，徐向前留下的影像并不豐滿，甚至有些素樸。然而正因素樸，才難以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