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真的消費不足嗎？其實多個維度已經接近甚至超過發達國家水平

作者：RandomlyWriting

來源：RandomlyWriting

速 覽

1/ 整體結論來看，中國“消費不足”的敘事本質上是一種被名義指標放大的誤判。

無論從食品、耐用品還是核心服務的人均消費量觀察，中國居民并不“少買”，相反在多個關鍵維度上已接近甚至超過發達經濟體水平。

2/ 市場長期以來將“低名義消費”等同于“低真實需求”的直覺判斷，并以此作為宏觀悲觀預期的邏輯起點，是大錯特錯的。

3/ 中國消費之所以在宏觀數據中顯得“偏弱”，并非源于需求端的缺位，而是由長期低價與結構性供給共同塑造的結果。

高度成熟且競爭激烈的制造體系、政府主導的關鍵服務定價以及供給效率的持續提升，使得中國居民能夠以遠低于全球平均的價格完成同等甚至更高強度的消費。這意味著，中國的消費并不是“沒有發生”，而是以一種對 GDP 貢獻較小、但對居民福利更友好的方式發生，從而在國際比較中被系統性低估。

4/ 宏觀統計口徑重新校正：通過對消費/GDP 比重的口徑校正和可比國家的重新選擇，可以發現中國與主要亞洲經濟體之間的差距遠小于表面數據所顯示的幅度。

5/從消費總量視角切換到結構視角，真正的差距并不在商品或基礎服務，而集中于可選性、高質量和體驗型服務領域。

討論焦點應該從“要不要刺激消費”轉向“消費升級會發生在哪里”，也將中國消費問題從短周期需求管理，重新錨定到城市化進程、服務供給能力和生活方式演變等中長期變量上。在這一框架下，消費不再是被動等待修復的宏觀變量，而是一條可以被結構性理解和預期的演進路徑。

全 文

昨晚發文，種種跡象表明，比產業競爭和地緣博弈更為深層、也更具時代意義的變化，正在全球認知層面悄然發生——世界正在重新認識中國。

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在高收入國家樣本中，公眾對中國與美國的好感度差距正在持續縮小，至2025年已接近持平。

“中國是否仍然消費不足”之所以能反復成為公共議題，本身就說明一個問題：我們對中國消費的理解，長期停留在極其粗糙、甚至帶有誤導性的統計直覺之上。

尤其是當人們看到中國居民消費占 GDP 的比例明顯低于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時，這種擔憂似乎更顯得順理成章。然而，如果進一步追問一個更基礎的問題——中國人真的“沒消費”嗎——答案其實遠沒有表面數據所呈現的那樣簡單。

以人均消費量而非花了多少錢來衡量，中國并不存在普遍意義上的“少消費”問題。無論是食品、耐用品，還是住房、醫療、教育等核心服務，中國居民的消費強度整體上已接近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水平，在不少領域甚至處于領先位置。

最具沖擊力的例子來自食品結構：中國居民的人均蛋白質攝入量實際上高于美國、日本和韓國。

這一結果之所以顯得反直覺，是因為很多人習慣用“吃肉多不多”來判斷飲食水平，卻忽略了蛋白質來源本身是多樣的。

中國雖然肉類消費低于美國，但通過更高的雞蛋、水產品和植物蛋白攝入，實現了更高的蛋白質總量；同樣，中國人均蔬菜消費量遠高于多數發達經濟體，這意味著在“吃”這件事上，中國并非節儉，而是結構不同。

類似的邏輯同樣適用于耐用品消費。

手機、家電、汽車在中國的普及率并不低，新能源車更是明顯領先全球平均水平；

在住房方面，中國人均居住面積已經超過部分歐洲國家；在醫療和教育領域，中國居民的實際使用強度并不遜色于 OECD 國家平均水平。

換言之，如果從“消費是否發生”這個角度出發，中國的問題并不是“不買、不用、不花”，而是這些消費在統計上沒有轉化為足夠高的名義金額。

真正拉開差距的關鍵，在于“價格”。

中國消費的一個長期特征，是幾乎所有主要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都顯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這一低價并非短期促銷或周期性現象，而是深植于經濟結構之中。

作為全球制造體系的核心，中國在大量消費品及其關鍵零部件上具備極強的規模效應和供應鏈效率，這使得生產成本持續下降，并在激烈競爭中不斷向消費者傳導。

同時，電商平臺、物流體系和信息透明度的高度成熟，進一步壓縮了溢價空間，使價格更快、更徹底地向成本靠攏。結果是，中國消費者可以買到與全球水平相當的商品，卻只需支付遠低于國際市場的價格。

在服務領域，這種價格差異更加明顯。醫療、教育、公共交通、通信等關鍵服務在中國仍以政府主導供給為主，價格不僅受到行政約束，還通過補貼、集中采購等方式被長期壓低。

換句話說，很多核心服務由公共機構主導、價格相對可負擔，這對民生是好事，但從“名義金額”看，會讓消費數據顯得不夠“膨脹”。

例如，2024年公立醫院承擔了 80%以上的住院醫療服務，如此高的市場份額，使得公立醫院的診療行為、收費模式幾乎就等同于整個住院市場的標準。再結合集采帶來的價格優惠，藥品價格往往會被壓低50%甚至更多。同樣，我國的高等教育幾乎完全由政府資助，為確保人們能夠負擔得起，學費也保持在較低的水平。

即便在購買力平價調整后，中國居民在這些領域的名義支出仍顯著低于多數發達經濟體。這意味著，即使居民頻繁就醫、長期受教育、持續使用公共服務，這些消費行為在 GDP 核算中所體現的“價值”仍然偏低。

這就造成從統計結果看，中國人“花得不多”，但從生活體驗看，他們“并沒有少用”。

宏觀層面上，不同的統計口徑使得消費“看起來更弱”：

市場常用一個家庭最終支出占名義GDP的比例來評估一個國家的消費水平。數據顯示，中國的這一比例約為40%，明顯低于美國（68%）、日本（54%）和韓國（48%），于是貼上“消費不足”的標簽。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OECD 等統計體系里，政府提供的很多公共服務會以“政府實物轉移（STIK：social transfers in kind ）”的形式計入居民消費；而中國政府提供的各種商品和服務，比如社會保障福利，被排除在家庭消費統計數據之外。

因此，如果把這部分補上，這一比重會抬升約7 個百分點，與日韓這倆“儲蓄文化相近”的經濟體差距明顯縮小。

綜合來看，中國消費面臨的并不是“需求枯竭”，而是一種由低價格和偏基礎結構共同塑造的“名義弱、實物強”狀態。

中國人并沒有不愿意消費，也不是沒有能力消費，而是在一個高度高效、價格友好、以基礎供給為主的體系中完成了大量消費行為。

這種模式在提升居民福利的同時，也在宏觀統計中制造了“消費不足”的錯覺。

消費的上行空間在哪？

盡管在商品及基本服務方面的消費量很大，但在非必需品及高品質服務領域，我們國家消費水平仍然較低，再結合今年提出的“投資于人”的政策方向來看，這意味著以下相關領域可能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

1.持續的城鎮化進程

2024年以來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已達到約65%，但與其他國家相比仍處于較低水平。但在“十五五”規劃期間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將會持續下去，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更加完善的社會基礎設施將會釋放新的消費需求。加上12月份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真正撬動內需，進一步刺激居民消費。

同樣，諸如向“第四代住宅”轉型這樣的住房升級措施，以及那些在改造老舊住宅區和商業區的同時對基礎設施進行升級的城市更新項目，也能夠推動消費向高端化方向發展。

2.自主決定的醫療保健與教育服務

當前我國預防性健康服務仍然沒有得到充分利用。數據顯示，2018年以來，一半以上的中老年群體沒有接受過體檢，隨著人口老齡化以及城市化的持續發展，這類需求應該會被逐漸放大。因此，政府同樣必須確保有足夠的供給來滿足這種不斷增長的需求。

此外，在非必需的教育領域也有一定的發展空間。

3.高質量、以用戶體驗為核心的服務或商品

當下年輕人群體對體育賽事、音樂會這類以體驗為核心的活動的需求正在急劇增長。

在今天的中國文藝界，到底如何賺錢？

“十五五”規劃也明確將發展休閑文化服務作為一項戰略重點，旨在通過通過供需適配擴大優質服務供給，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

消費什么時候迎來上行期？

為了更好地理解“高銷量、低價格”敘事下的消費疲軟現象，我們將當前的情景放到更長的消費周期中進行分析。

我們將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歷程大致劃分為五個階段，分別是改革開放早期（1992年前）、改革開放再啟動（1992—加入WTO前）、加入WTO后的繁榮期（加入WTO—2012）、轉型期（2013—2021），以及2022年至今。在兩個相鄰階段之間的過渡期內，通常會出現一次消費低迷期：

1988—1991：價格放開、社會不穩定，以及地緣政治因素；

1997—2000：由通縮、國企改革帶來的失業壓力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共同；

2013—2016：受到供給側改革，同時需求結構變化和渠道擾動影響；

2022—至今：需求沖擊。

歷史經驗表明，每次這樣的消費低迷期通常會持續大約四年，而目前這次低迷期已經持續了3.5年。未來有望看到消費修復的景象。

從城市化與公共服務→ 預期改善 → 服務供給擴容與升級 → 名義消費與就業循環。

擴大內需的關鍵，不是“讓居民突然變得更愛花錢”，而是讓居民在更穩的預期里，能把錢花在更好的服務與體驗上，同時讓價格環境從無序內卷回到健康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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