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龐叔令在蘇州的老宅當中翻找舊的物品的時候,他的手指碰到了1959年南京博物院那封感謝信的邊緣,此時他突然笑了起來。信的開頭印著江蘇省博物館,那時候南京博物院還叫這個名稱。信上工整地寫著收到虛齋舊藏古畫一百十五件,可是附頁清單上清晰地列著137件的明細。這樣的數字游戲,如同歷史和老收藏家所開的玩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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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最值得去仔細思考的是感謝信之中所提及的承諾:我們一定會認真妥善地保存好這批古畫。當年由南京博物院所派遣而來的人員鄭山尊,借助這樣的話語成功打動了龐增和,使得龐增和捐出了祖傳所珍藏的物品。但是又有誰能夠預料到,其中的兩幅畫在之后會引發持續長達半個世紀的糾紛?在1963年的時候徐沄秋借走了吳鎮的《松泉圖》,聲稱展覽三個月之后就會歸還,結果一直到1988年進行打官司的時候,龐增和才在法庭之上聽到南京博物院方面的說法:借據丟失了這幅畫算作是征集而來的,我們會補償給你兩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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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有卷宗記載,龐增和在法庭上不斷說著:我要是圖取錢財,1959年為什么要無償捐贈一百多件?這句話比任何辯護的言辭都更讓人內心感到不愉快。更為荒謬的是,同樣是這批畫作,1978年南京博物院的一級藏品簡目中,吳歷的山水冊登記的捐贈人竟然是南京的藏家陶白。后來當時擔任院長的徐湖平向法院進行解釋:是老院長姚遷讓這樣書寫登記的。可是姚遷在1984年已經自殺了,成為了無法對證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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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虛齋名畫合璧展邀請龐叔令坐在頭排,這樣來看,簡直就是歷史的反諷。她接過策展人龐鷗編寫的畫冊,發現其中的專論里寫到龐家后人衰敗到靠出售畫作來維持生活。現場有一位自稱是龐贊臣曾外孫女的徐鶯,和記者很健談地談論家族遺囑執行人的相關故事。可是龐叔令清楚地記得,曾祖父龐萊臣在1949年去世之前親自將三份遺產分配好了,哪里會有什么遺囑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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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時候,紅衛兵沖進傅家想要燒掉畫作。畫家喻繼高想出了一個辦法,他說把這些畫留下來當作批判的證據,從而救下了滿院子的書畫印章。之后這批畫被傅小石拆框藏進了皮箱,雖然后來這批畫被當作反革命罪證抄走了,但是在1972年的時候由蕭平清點之后收入南京博物院收藏。南京博物院有429幅畫,這些畫帶著霉斑,可是每一幅畫還是具有生機的。實際上在南京博物院和收藏家的恩怨當中,傅抱石的畫作算是一個光明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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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可以這樣來看,龐家與南博之間的糾葛,實際上是特殊年代制度缺失的一個事例。在1959年進行捐贈的時候,連正規的收據都是通過手寫的方式來呈現的。到了1963年借畫的時候,完全是依靠私人信用來進行的。等到改革開放之后想要梳理清楚舊賬,經手的人不是已經去世了就是出現了失憶的狀況。如同龐叔令律師所說的那樣:這并非是私人之間的怨恨,而是期望博物館能夠對得起“公器”這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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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蘇州市吳中區法院判定龐鷗的文章構成名譽侵權。龐叔令對著判決書里捐贈總數為135件的表述發愣。實際上父親的清單上寫明的是137件,就連1962年曾昭燏親筆書寫的獎狀都標注得明明白白。這種細節方面的倔強,或許是收藏世家所具有的基因:可以不要賠償,但是數字錯一個都不可以。
現在去南京博物院觀看虛齋舊藏。宋徽宗的《鴝鵒圖》仍在玻璃柜內,散發著冷光。說明牌上僅僅標注著龐萊臣舊藏,沒有提及龐增和的名字。龐家老宅那張1959年的收據,紙張邊緣已經泛黃并且變得脆弱,那句好好保存的承諾,如同水漬一般在時光中暈染開來。
歷史上的債務往往是拖拖拉拉的。或許真正的傳承,就存在于很多還沒有完成的爭執之中。當龐叔令們堅持為半個世紀前的墨跡認真計較的時候,他們所守護的不只是幾幅古畫,而是讓文明得以延續的某種信用體系。如同那封66年前感謝信的最后落款,鋼筆留下的壓痕深到幾乎快要穿透紙張:江蘇省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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