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真格！審計掀起“萬億糾偏”風暴，背后是部門、地方與中央的治理博弈

文/識局智庫研究組二郎神

整改金額超萬億元，處分3400余人—— 一份看似亮眼的審計整改成績單，揭示的不僅是成效，更是中國在經濟治理深水區面臨的真實困境與破局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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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消息，今天（12月22日）下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聽取國務院關于2024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審計查出問題整改情況的報告。

報告顯示，截至2025年9月底，立行立改的2186個問題中98%已完成整改，整改問題金額高達1.04萬億元，制定完善制度1090多項，處理處分3420多人。

數字背后，既是成果展示也是問題暴露。

看似“98%的立行立改問題已完成整改”，但實際上，“分階段整改的1299個、持續整改的753個問題”才是真正難題。這些被列入時間表和路線圖的問題，恰是體制機制沉疴的集中體現。

1.04萬億元的整改金額令人震撼，但更值得追問的是：為何如此巨額資金會偏離軌道？這些“問題資金”背后，是決策失誤還是制度漏洞？

從近年來審計報告的一貫邏輯來看，重大財政資金違規使用往往與政策落實偏差、部門利益博弈直接相關。整改資金數額越大，反映出的治理短板越明顯。

至于處理處分3420多人，這一數字既顯示問責力度，也暴露了系統性失范的廣度。當數千名公職人員涉及財政資金違規問題時，單純的個體問責已難以觸及問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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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審計的功能正在發生深刻嬗變，從傳統的財務“查賬先生”轉變為國家治理的“診斷醫師”。

整改報告特別強調“解決了一些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這標志著審計工作的目標已超越具體問題，指向更深層的制度重構與權力運行規范。

在地方政府債務、金融風險、科技創新資金管理等重點領域，審計整改不再滿足于追回資金，而是試圖打破部門利益壁壘，重塑政策執行流程。

這種轉變在防洪減災、惠農補貼等領域的專項治理中尤為明顯。審計監督已從單一的資金合規性檢查，升級為政策效果評估與風險預警系統。

當審計報告公開點名具體地區和部門的突出問題時，這已不再是單純的工作通報，而是一種政治信號——治理現代化必須從打破“屢審屢犯”的惡性循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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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拳”和“大監督”格局的形成，揭示了單一監督部門在復雜治理環境中的局限性。

審計署推動建立的“全面整改、專項整改、重點督辦”體系，以及與紀檢監察、組織人事、人大監督的貫通協同，本質上是對部門主義壁壘的正面突破。

全國人大對4方面突出問題進行跟蹤監督，山西省與省紀委監委建立常態化協同機制，這些創新實踐反映了一個現實：沒有跨部門的高壓合力，任何深層次問題都難以真正解決。

山東模式更為直接——聯合多部門召開“一對一”審計結果反饋會，當面傳導壓力。這種近乎“現場問政”的方式，暴露了常規整改流程可能存在的“紙面落實”風險。

監督體系的貫通協同看似技術性調整，實則是權力運行透明化與制衡機制的探索。當審計結果成為干部考核、選拔任用的硬約束，整改才可能從“可選項”變為“必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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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整改直指經濟治理的三大痛點：政策空轉、風險累積與民生短板，每一項都是對既有利益格局的挑戰。

政策協同難題在審計整改中尤為突出。財政、貨幣、產業政策之間的不協調，往往導致“上面政策一片好，下面執行走樣跑”。整改工作推動的零基預算改革、國企“一企一策”考核等措施，實質上是對部門權力和資源配置方式的重新劃分。

在風險防控領域，地方政府債務的全鏈條監管和典型案例公開，揭開了地方發展模式轉型的陣痛。當“借債-發展-再借債”的循環被審計紅線約束，一些地區的增長邏輯將被迫重構。

1668所問題學校的整改和37.37億元惠農補貼的追回，不僅是對民生短板的修補，更是對政策“最后一公里”梗阻的疏通。這些數字背后，是基層治理效能與民眾獲得感之間的直接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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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亮眼的整改數據，難以完全掩蓋中國治理轉型中的深層矛盾與博弈。各地創新實踐既是解決方案的探索，也是現實困境的映照。

責任虛化導致“紙面整改”的問題，暴露出執行層面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的張力。山東的“一對一”反饋會試圖通過高層壓力破解這一難題，但這種壓力傳導模式能否制度化、常態化仍是未知數。

標準不一使得整改效果參差不齊。南京編制《整改典型案例集》和《風險提示手冊》的嘗試，實質上是在統一標準缺失情況下的自發規范建構，反映了中央與地方在治理尺度上的微妙平衡。

屢審屢犯問題則直指改革深水區的利益固化。將整改結果與干部考核深度掛鉤的做法，試圖通過人事權破解改革阻力，但這也可能催生新的避責策略。

技術賦能面臨的悖論同樣值得關注：當廣東推廣審計整改智能管理系統時，技術透明化與治理復雜性之間的落差可能產生新的“數字形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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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整改的深層意義，遠不止于追回資金或處分人員。它映射出中國在政策協同、地方債務與基層效能等核心治理難題上的艱難探索。

從“紙面整改”到壓力直達，從標準不一到技術賦能，每一步創新皆是與現實困境的博弈。

或許，正是這種“問題驅動型治理”，在屢審屢犯的循環中，逐漸撬動制度的演進——讓監督不止于“風暴”，而化為透明、協同與問責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