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上海的一所中學里,發生了件挺讓人摸不著頭腦的事。
一個高二女生當著教導主任的面,扯著嗓子喊了一句:“我不去!”
這要在平時,估計得挨個處分,但在那個充滿激情的年代,敢拒絕組織安排,簡直是拿前途開玩笑。
可奇怪的是,教導主任沒發火,反而神神秘秘地告訴她,這是個“政治任務”。
這任務說白了就四個字:去見親爹。
那個被點名要見的“親爹”,這會兒正住在上海錦江飯店。
這人名頭大得很,國民黨第十二兵團司令長官黃維。
也就是在淮海戰場上被圍得水泄不通,最后進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那位。
說起黃維,熟悉歷史的朋友都知道,這人簡直就是“頑固”的代名詞。
杜聿明、王耀武這幫人,早在1959年就特赦出去了,甚至都當上政協委員了。
黃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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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里面忙著搞科研——研究“永動機”。
你沒聽錯,為了對抗思想改造,他愣是鉆進牛角尖里不出來,誰勸跟誰急。
這種骨氣要是用對了地方是英雄,用錯了地方,就是那個年代最大的笑話。
1965年,組織上為了感化這批“硬骨頭”,特意安排他們出來參觀,看看新中國啥樣。
到了上海這站,工作人員琢磨出一招“親情計”。
黃維這人軟硬不吃,但只要是人,心里總有塊軟肉吧?
于是,大家就把目光投向了正在上海讀書的黃慧南。
這事兒對黃慧南來說,簡直就是晴天霹靂。
在她的世界里,“父親”這個詞不僅陌生,還帶著刺。
她從小寄養在姨夫家,姨夫那是真把她當親閨女疼。
而在學校里,只要一填家庭成分,黃維這個名字就是她的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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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教科書里的反派,是同學口中的壞蛋,是她想甩都甩不掉的黑鍋。
現在讓她去見這個“黑鍋”,小姑娘的第一反應當然是抗拒。
她怕的不是父親,是那個符號。
這中間還是姨夫起了關鍵作用。
這位長輩是個明白人,他把黃慧南拉到一邊,沒講什么大道理,就說了現在的形勢和組織的苦心。
在他的半推半就下,黃慧南才勉強答應。
那感覺,不像是去父女團聚,倒像是要去刑場。
那天到了錦江飯店,黃慧南腿都像灌了鉛。
推開門之前,她腦補了無數畫面:青面獠牙的魔鬼?
滿臉殺氣的軍閥?
結果門一開,傻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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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就坐著個干癟老頭,看著比誰都局促。
姨夫在旁邊使眼色,黃慧南憋了半天,從牙縫里擠出兩個字:“爸爸”。
就這一聲,那個在戰場上殺紅了眼、在監獄里跟管理人員拍桌子的黃維,當場就破防了。
接下來的場景,完全沒有那種影視劇里的抱頭痛哭。
黃維表現得像個做錯事的小學生,手都不知道往哪放,結結巴巴地問東問西:多大了?
讀幾年級?
累不累?
那些在普通家庭里聽得耳朵起繭子的廢話,從這個戰犯嘴里說出來,竟然帶著一股子小心翼翼的討好。
最讓黃慧南意外的是,當她提到自己以后想學醫時,黃維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他連連點頭,說學醫好,治病救人,全力支持。
那一刻,在這個所謂的“殺人魔王”臉上,黃慧南沒看到殺氣,只看到了一個普通父親對女兒未來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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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見面其實很短,但這短短幾十分鐘,把黃維心里的那道防線給敲開了一條縫。
他一直以為共產黨把他女兒怎么著了,或者教唆女兒恨他,結果發現女兒過得挺好,還有書讀,有理想。
所謂誅人先誅心,這才是最高級的“誅心”。
雖然這并沒有讓黃維立馬“痛改前非”(這老頭確實倔,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才特赦),但這顆種子算是種下了。
回到北京后,雖然他那個“永動機”還在搞,但對管理人員的態度肉眼可見地軟化了不少。
這事兒過去這么多年了,再回頭看,挺感慨的。
那個年代的“政治任務”,現在看來充滿了人情味。
組織上沒因為他是戰犯就切斷他的親情,反而費盡周折讓他們父女相見。
黃慧南當初那句“我不去”,喊出的是時代的隔閡;而她最后走進那個房間,見證的是一個政黨的胸懷。
1989年,黃維因心臟病突發在北京去世,終年85歲,走之前,他終于承認了自己那個“永動機”確實轉不起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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