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房宮“沒建成也沒被燒”，并不是否定《阿房宮賦》| 新京報專欄

如果說考古還原了阿房宮的形，那么文學則賦予了它的神。

▲阿房宮遺址南段—硬面全景照（自北向南）。圖/西安發布微信公號

文 | 趙清源

“覆壓三百余里，隔離天日……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千百年來，無數人通過杜牧《阿房宮賦》這首賦認識了阿房宮，并由此相信這座“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的宏偉建筑，最終毀于項羽的熊熊烈火。然而，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卻不斷顛覆這一認知。

據陜視新聞報道，阿房宮考古工作隊歷經數年勘探發掘，證實這座宮殿僅建成了前殿的夯土臺基，東、北、西三面圍墻尚未閉合，南墻更是未見蹤跡，且臺基上未發現任何秦代宮殿建筑遺跡與火燒痕跡，確定阿房宮未建成未經火燒。2025年的最新考古成果進一步揭示，阿房宮的夯土臺基建于排干水的湖沼淤泥之上，還清理出多座唐代墓葬及“開元通寶”，表明到唐代此地已成民間墓地。

這一發現不僅揭示了文獻中“阿房宮未成”背后艱巨的工程，也讓真實營建現場從文學想象中浮現。

未竟的帝國工程

阿房宮的考古發現，剝離了文學想象的外衣，還原了其“未完成”的真實面貌。

其實，《史記·秦始皇本紀》早已明確，“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考古隊在阿房宮前殿的夯土臺基上，未發現任何秦代宮殿建筑的遺存。既沒有秦代特有的筒瓦、板瓦、瓦當，也沒有宮殿地面、柱礎、宮墻的遺跡，僅有東漢以后的少量建筑遺存。

不僅未成，而且未燒。考古隊對前殿夯土臺基取土樣進行植硅石分析，未發現任何炭粒、草木灰等火燒痕跡。正如李毓芳研究員所說，“阿房宮前殿只建成了夯土臺基，連主體建筑都沒來得及修，項羽怎么可能燒它？他燒的是咸陽宮，我們在咸陽宮遺址發現了大量火燒痕跡，墻被燒成粉色，木柱變成木炭，這與《史記》記載完全吻合。”

另外，早在考古發現之前，許多學者還根據命名方式也認為阿房宮是未竟之作。宮名中的“阿”，具體指代的就是南山，即終南山。“房”為“旁”的通假字，阿房宮就建在秦咸陽宮的渭河南邊旁近處，故謂之“旁（房）宮”。

而且，“阿房”作為地名，遠在秦始皇之前已經出現于史書。阿房本是渭河南岸的地名，秦始皇在此營建朝宮，因工程未竟未及正式命名，世人便稱之“阿房宮”。

可以說，這些發現共同構建了阿房宮的歷史框架。它不是杜牧筆下的奢華宮殿，而是秦始皇濫用民力、急功近利的歷史見證——70余萬刑徒被征調修建阿房宮與驪山陵墓，導致民不聊生，成為秦末農民起義的重要導火索。

不朽的諷喻文本

如果說考古還原了阿房宮的形，那么文學則賦予了它的神。

《阿房宮賦》雖與歷史事實存在差異，卻成為超越時代的文學經典，其價值不在于記錄歷史，而在于借史諷今。

杜牧寫《阿房宮賦》的初衷，是諷諫唐敬宗“大起宮室，廣聲色”的奢靡行為。他在《上知己文章啟》中直言“寶歷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可見這篇賦作的核心是諷喻而非記史。

為了強化諷喻效果，杜牧采用了賦體“鋪采摛文”的特點，對阿房宮進行了夸張化、想象化的描寫。這些描寫雖非史實，卻精準地放大了奢的本質，為后文“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議論鋪墊了情感與邏輯基礎。

這種“為情而造文”的創作，正是文學敘事的核心特征，即通過情感化、審美化的表達，傳遞超越具體事件的普遍價值。

從文學價值來看，《阿房宮賦》的成功，正是在于將歷史事件轉化為具有普遍性的精神命題。

杜牧并未局限于秦代歷史的具體細節，而是通過阿房宮的興與亡，提煉出驕奢淫逸必致滅亡的普遍規律。這種“以史為鑒”的文學表達，讓阿房宮超越了具體的歷史時空，成為后世警示統治者的文化符號。

自唐以后，阿房宮便成為奢靡的代名詞，無數文人墨客以阿房宮為題材創作詩文，延續了“戒奢倡儉”的思想傳統。這種文學敘事的歷史功能，是文學通過審美熏陶，將歷史經驗轉化為社會共識，實現對現實的干預。

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曾說，“歷史敘事不僅是有關歷史事件和進程的模型，更是一些隱喻陳述，它昭示了歷史進程與故事類型之間的相似關系，我們習慣用這些故事類型賦予生活事件以文化意義。”歷史學家需要通過敘事將其梳理成可理解的秩序，而文學的筆法，如故事化的講述、人物心理的描摹、場景的還原，正是構建這種“秩序”的重要工具。

比如《史記》中的鴻門宴，司馬遷并未親歷現場，卻能將樊噲闖帳、項羽賜肉的細節寫得栩栩如生。這些細節或許有文學加工的成分，但它們并非憑空虛構，而是基于對歷史人物性格、時代背景的合理推斷。

反觀秦阿房宮的研究，考古學家雖已厘清其“未建成”的事實，但文學的想象并非毫無意義。

《阿房宮賦》中的文學細節，雖不是歷史實證，卻捕捉到了統治者“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的本質，傳遞了民為邦本的深刻思想，這種精神內核與歷史事實并不沖突。這為人們理解秦代社會的權力結構、社會矛盾提供了感性參考，讓冰冷的夯土臺基有了人文的溫度。

在價值真實與事實真實間

歷史記錄的是阿房宮的“未成”，文學批判的是秦代的“奢政”，兩者指向不同的認知維度，共同構成了對秦代歷史的完整反思。

“阿房宮既沒建好也沒被火燒”的考古結論，并不是否定《阿房宮賦》的價值，而是提醒人們：文學與歷史的真實分屬不同維度。歷史敘事的核心是求真，文學敘事的核心是求美，兩者的評價標準不同，不能用文學的審美標準要求歷史，也不能用歷史的真實標準苛責文學。

杜牧的虛構是文學創作的需要，他要通過阿房宮的盛與毀，構建“奢必亡”的邏輯，從而達到諷喻現實的目的。這種價值真實比事實真實更能觸動讀者的情感，也更能傳遞深刻的思想。

這種價值真實與歷史的事實真實并不沖突，而是形成了互補。正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所言，“寫詩比寫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因為詩描述的是可能發生的事，具有普遍性；歷史描述的是已發生的事，具有個別性。”

不過，文學的想象不能脫離歷史邏輯的約束。歷史是根，文學是葉。根須深扎于事實的土壤，葉片才能在想象的空氣中舒展。基于史實的虛構才是文學與歷史和諧共生的理想狀態。如果文學創作完全脫離歷史邏輯，不僅無法傳遞正確的價值，還會誤導大眾對歷史的認知，消解文學的社會功用，使其淪為無意義的符號游戲。

阿房宮的考古結論也提醒，文史共生的前提是邊界清晰，既要避免以文代史的誤解，也要防止史失其神的枯燥。文學與歷史的關系始終是共生，而非對立，是事實與想象的良性互動。

歷史為文學提供事實的根基，讓文學的想象不致淪為空中樓閣；文學為歷史賦予情感的溫度，讓歷史的敘事不致成為冰冷的檔案。兩者共同服務于一個終極目的，即人類對自我的完整認知。

通過歷史，知道“過去發生了什么”；通過文學，理解“過去意味著什么”。

撰稿 / 趙清源（文化專欄作家）

編輯 / 柯銳

校對 /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