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深秋,一輛軍車穿行在崎嶇的山路上,最終緩緩駛入湖南延壽鄉的村口。
車門打開,一位滿頭白發、神情凝重的老將軍走下車,他正是開國上將李濤。
此番他時隔30年回鄉,第一件事就是囑咐身旁持槍的警衛:“回家了,把槍收起來。”
他為何要這么囑咐?他此番回鄉又發生了哪些難忘的事?
1957年11月的一個清晨,一輛軍用吉普穿行在湖南郴州延壽鄉的林間小路上。
車內的李濤將軍沉默不語,目光深邃,仿佛試圖從這熟悉又陌生的山川之間,尋回那些塵封在記憶深處的往昔片段。
這位出身汝城縣延壽鄉的開國上將,自大革命失敗之后便告別家鄉,奔赴戰火紛飛的戰場,轉眼便是三十載光陰。
今日歸來,雖貴為上將,卻未擺官架,一身簡樸軍裝,帽檐上的紅五星因歲月打磨而略顯斑駁。
軍車緩緩停下,李濤拉開車門,一腳踏上這片久別的黃土地。
他站在村口,久久未動,只是默默注視著那一片裊裊白煙與斑駁土墻之間的靜謐時光。
身后的幾名警衛早已警覺地站成一排,個個手握沖鋒槍,環顧四周,戒備森嚴。
李濤輕輕擺了擺手,聲音低卻篤定:“別緊張,到家了,把槍收起來,休息去吧。”
他的話帶著命令的口吻,卻也帶著長輩的溫和,那是一種久經戰火卻依舊能安撫人心的沉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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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音未落,村里便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和此起彼伏的鄉音叫喚:“李將軍回來了!”
“哎喲,是李家的濤伢子!”
頃刻間,村民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圍成一圈,他們的臉上寫滿了激動與好奇。
李濤望著一張張親切的臉,熟悉而模糊,兒時玩伴早已華發蒼蒼,曾照拂過他的小輩如今也已成了為人父母的模樣。
他的眼中浮現出一絲酸楚,但依舊強忍著情緒,微笑著用家鄉話逐一問候:“張伯好、劉嬸辛苦了……大家都還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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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一聲聲招呼不高,卻溫熱得如同春日陽光,熨貼在在場每個人心頭。
熱鬧之后,天色已晚,李濤婉拒了鄉親們“吃頓熱飯”的盛情邀請,只攜夫人悄然走進村尾那座斑駁土房。
那是唯一健在的長輩,他三叔李逢梯的家,門吱呀一聲開了,站在門內的老人滿頭白發,手中還拿著一盞煤油燈。
燈光映出那張皺紋密布的臉,眸子卻依舊清亮,認出李濤的那一刻,聲音顫抖地喚了一句:“濤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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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濤應聲:“三叔,我回來了。”
兩人靜靜地對視了數秒,隨后幾乎同時邁步上前,緊緊地抱住彼此,淚水無聲地滑落。
那一夜,李濤便住在三叔的家中,叔侄倆徹夜長談,從兒時放牛打柴,到少年投身革命,再到長征戰火與解放之日。
三叔幾度哽咽:“當年汝城遭兵劫,特務營被圍,你若不是老鄉拼命相救,怕是命都難保,我們全村都受了苦,卻沒人供出你……你可得記著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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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濤聽著,早已泣不成聲,他起身,對著門外虛空長跪:“是鄉親們給了我命,我今天能回來,全靠大家。”
次日清晨,李濤夫婦便早早起身,沿著田埂小道,步行一公里,來到父母與祖母的墳前。
草木叢生,落葉滿地,李濤蹲下身來,親手將雜草一一清除,然后從懷中取出用紅布包著的一束青柏枝,鄭重地擺在墳前。
這一程回鄉,李濤沒有排場,沒有官架,只有一顆滾燙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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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祭奠親人,李濤將軍此次回鄉,還參加了一場隆重的紀念大會,而這場大會的緣由還要從幾個月前說起。
1957年夏日,李濤將軍正坐在自家小院里,泡一杯濃茶,原本準備翻閱資料,放松片刻。
這時,門外傳來敲門聲,一個陌生的身影在門前站定。
是個青年,穿著整潔,滿臉興奮,握著帽子,小心翼翼地遞上介紹信:“李將軍您好,我是湖南汝城人,來北京開會,想著能不能……來拜見您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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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濤頓時笑了,親切地把人讓進屋,親自倒了茶,打開了話匣子:“喲,還是鄉里鄉親,那就別拘謹。”
從天氣聊到家鄉的變化,青年越說越起勁,言語間自詡對汝城歷史極為熟悉。
李濤聽著,笑意漸收,他抿了一口茶,忽然語氣一轉:“你說你熟悉,那我問你一個問題:你可還記得,汝城縣的第一個黨支部書記是誰?”
話音落地,屋內安靜下來,青年怔住了,嘴巴半張,神情尷尬地低下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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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李濤的眼中閃過一絲悲涼,語調卻并不責怪,只是沉沉地說道,“是朱青勛,1926年春入黨,1927年為了掩護農軍突圍而犧牲,年僅33歲,他是我黨的第一任地方書記,是我的老戰友,也是我們汝城真正的第一滴鮮血。”
青年頓時面紅耳赤,連連稱錯,李濤卻沒有繼續責備,而是語重心長地說:“你能記住我李濤,記得朱良才,也好,但若是忘了朱青勛,那我們后人傳承的,到底是哪一部分的歷史?”
送走青年之后,李濤提筆伏案,字字如鐵,寫下了一封長達三千字的書信,寄往汝城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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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他詳盡地回顧了朱青勛的生平:從如何在郴縣北街成立黨小組,到被豪紳陷害入獄、又被鄉親營救出獄;從組建農民自衛軍三千人,到帶領廣東農協干部轉戰千里;再到在1927年秋天,為掩護同志突圍,被土匪砍殺于金星寨山口。
李濤在信末寫道:“建議縣委盡可能搜集朱青勛等先烈的遺物和事跡,對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勿使前人流血白流。”
信件寄出不過數日,便驚動了汝城縣委,時任縣委書記孟昭鶴親自批閱,并作出指示,迅速組織資料搜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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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濤得信之后,連夜修改了他原先撰寫的紀念詩,又調閱舊檔案,將自己與朱青勛并肩作戰的細節一點點回憶拼合。
11月中旬,他啟程南下,踏上回鄉之路,不只是祭祖,更是為還一位戰友一個遲來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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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臺上,李濤將軍身著戎裝,神情肅穆,從他們在郴州讀書時的熱血歲月講起,再到共赴北伐建黨,逐條細述朱青勛的無畏與信念。
他講到1927年農軍被圍困,朱青勛留下斷后,身中數刀仍高呼口號,用最后一口氣護住同志撤離。
他的聲音時而高昂,時而哽咽,一個小時的演講結束,掌聲久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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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后,李濤又帶領眾人前往朱青勛烈士墓地,為其落成的紀念碑奠基,他親自捧起碑石,雕刻下這樣一行字:“此生忠魂,后人不忘。”
李濤用一封信、一次演講、一次跪拜,喚醒了無數人心底那些快要被遺忘的名字。
他不是來講述過去的,而是來證明:真正的烈士,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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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壽鄉停留的幾日里,李濤將軍每天早出晚歸,忙得像個普通村民一樣。
回鄉前,他和夫人細數多年積蓄,留下家中基本所需,將余下的300元錢帶在身上。
這筆錢,在當時并不是個小數,他沒有選擇捐贈給組織,而是決定親自走村串戶,一家一戶地送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手里。
這一日,他挨家挨戶走遍了整個村子,見誰都要說上幾句,問孩子有沒有讀書,問莊稼收成好不好,問家里有無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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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元錢被他分成了幾十份,沒有一家拿得多,也沒有一家被遺漏。
最讓李濤動容的,是與侄兒李世商的一番對話,小家伙整日跟在他后頭,喊著“大伯、大伯”,眼睛亮晶晶的,崇拜得不得了。
臨走前,李濤特地把他叫到屋內,遞給他一本舊書,封面已經泛黃,卻是李濤當年在延安用毛筆抄下來的《青年須知》。
“你喜歡讀書不?”他問。
李世商點頭如搗蒜:“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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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愿意讀書嗎?一直讀下去?”
“愿意!”
李濤摸了摸他的頭,笑道:“你叫‘李世商’,名字是好,可‘商’是做生意,咱李家祖祖輩輩都是老實人,種地、打柴、走正道,我想,改個名字你看怎樣?改叫‘李世道’,這個‘道’,是做人之道,是明理知禮的‘道’。”
小侄子聽不懂太多哲理,但被這名字唬住了,連連點頭:“世道,世道,我記住了!”
有人說,這是“將門之后”,但他知道,自己這一切,都始于那個名字,始于那個大伯的教誨。
這一程回鄉,李濤將軍沒帶走什么,卻留下了太多。
他不是來揮手作別的,而是來告訴故鄉:我還記得你,也希望你不要忘了我,更不要忘了那些比我更早倒下的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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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酒趁年華,忠魂慰先人,于李濤而言,人生至此,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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