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個省地方經濟差距能有多大？全國最富最窮竟然都在廣東

哈嘍，大家好！我是你們的小陸，大家知道同一個省份的經濟差距會有多大嗎？有人了解自己所在的省份那個地方是發展最好的嗎？其實同一個省份最富和最窮之間的差距不是一星半點，比如成都的差距達到40多倍，現在就讓小陸帶著大家來了解一下各地的差距吧。

河北的經濟差距相對溫和，唐山與張家口的差距為5.2倍，在全國范圍內屬于幅度較小的省份，內蒙古的鄂爾多斯與阿拉善則呈現出特殊的差距形態，兩者人均GDP差距不大。

阿拉善GDP總量偏低的核心原因是人口稀少，僅二三十萬人口卻管轄著十幾萬平方公里的沙漠區域，下轄阿左旗、阿右旗、額濟納旗三個旗。

央視新聞曾專題報道過阿拉善的發展困境，因地廣人稀，許多鄉鎮的公共服務需要跨區域調配，基礎設施建設成本極高，經濟發展自然受限。

黑龍江省內差距則十分顯著，一方面哈爾濱在省內處于絕對領先地位，經濟規模遙遙領先其他城市；另一方面大興安嶺地區人口稀少，產業結構以林業和生態保護為主，經濟活力相對不足。

熟悉當地情況的人都清楚，大興安嶺部分區域借助了內蒙古呼倫貝爾市鄂倫春自治旗的部分土地，這種行政區劃上的特殊安排，進一步加劇了區域發展的復雜性。

黑龍江日報曾報道，當地為推動大興安嶺地區發展，推出了生態旅游、林下經濟等特色產業扶持政策，全國各省中，差距最大的幾個典型案例值得重點關注。四川成都與阿壩州差距最大，達到41.2倍。

廣東深圳與云浮差距28.1倍；湖南長沙與張家界差距23.3倍；云南昆明與怒江差距29.7倍；陜西省內差距22.6倍；青海西寧與果洛差距26.8倍。

這些差距的形成，部分源于頭部城市實力強勁，形成明顯的虹吸效應；部分則因為尾部城市自然條件惡劣、產業基礎薄弱，發展先天受限。

聊到地域發展差距，就繞不開初中地理課本中的核心知識點——胡煥庸線，也就是黑河-騰沖線，1935年，胡煥庸先生提出這條線時，給出了一組震撼學界的關鍵數據。

線以東地區面積僅占全國36%，人口卻占96%；以西地區面積占64%，人口僅占4%，這根線如同一條無形的分界線，精準劃分出中國人口分布的核心格局。

令人驚訝的是，90年過去，這一格局基本未發生根本性改變。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東側人口占比93.68%，西側占比6.32%；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西側占比微升至6.5%，主要得益于新疆地區的人口增長，東側占比則降至93.5%。

人口分布的差距，直接對應著經濟發展的差距，中國GDP排名前四的省份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全部集中在東南沿海，是公認的“經濟優等生”聚集地。

再看GDP排名靠后的省份，西藏、青海、寧夏、海南、甘肅中，除海南因面積小、定位特殊外，其他幾個均位于胡煥庸線的西北側，這種區域間的差距，與省內差距形成鮮明呼應。

從省級層面看，差距同樣驚人。經濟第一強省廣東去年的GDP，是倒數第一的西藏的51.22倍，與省內城市間的差距趨勢完全一致。

剔除四個直轄市后，27個省、自治區的經濟第一城排名中，深圳GDP超過3.6萬億元，而拉薩僅990.04億元。

僅從經濟維度考量，拉薩的經濟規模甚至不及深圳的一個街道，深圳南山區2024年GDP突破8000億元，是拉薩的8倍多，南方日報曾報道過南山區的產業集群優勢，僅高新技術企業就超過4000家，中國始終致力于推進共同富裕，絕不會放任東南沿海與西北地區發展差距持續擴大。

東北在發展過程中有著不可替代的貢獻，歷史上曾為全國提供大量工業原料和能源，如今也有大量人口流向東南沿海，為當地發展注入充足勞動力。

東南沿海的發展需要西北的資源支撐，西北的發展也需要東南的產業帶動，兩者相輔相成，根本沒必要產生地域對立。

中央彌合區域發展差距的核心手段之一是轉移支付，簡單說就是各地將財政收入上繳中央，中央再根據各地發展需求進行劃撥，旨在均衡各地公共服務水平。

去年中央對地方的一般公共預算轉移支付規模達100397.16億元，這個龐大數字背后，是國家對區域平衡發展的堅定決心。

從2013年開始，轉移支付規模持續攀升，2020年、2021年達到8萬多億元，較早期實現翻倍，如今已突破10萬億元大關，去年規模略有回落，主要受減稅降費等政策影響，但整體量級保持穩定。

財政部新聞發布會曾明確，轉移支付的投向始終向欠發達地區、民族地區、邊境地區傾斜，確保這些地區的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有足夠資金保障，轉移支付總量排名中，四川常年位居第一，河南、湖南、河北、湖北緊隨其后。

2024年執行數據與2023年基本一致，其中黑龍江去年獲得的轉移支付較前年減少241億元，新疆減少278億元，內蒙古減少近150億元。

這種微調與各地經濟發展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需要注意的是，計劃單列市未納入省級轉移支付統計。以廣東為例，去年廣東省獲得中央轉移支付2030.63億元，而深圳僅356.56億元。

從貢獻比例來看，東莞的貢獻比例高于廣州和深圳，東莞日報曾報道，作為制造業重鎮，東莞2024年稅收收入中，近六成用于支持全省統籌發展。

從人均轉移支付規模來看，西藏以人均7萬多元位居全國第一，青海、新疆、寧夏、黑龍江、內蒙古等地區緊隨其后。

內蒙古漢族人口占比近80%，轉移支付是按人均分配，并非按民族劃分，不應以此產生民族對立。

四川雖轉移支付總量全國第一，但人均僅8029元，位列全國第16位。人民日報曾實地探訪涼山州的布拖、美姑、昭覺等縣，這些地方曾是深度貧困縣，基礎設施薄弱，需要大量資金投入改善民生，這也是四川轉移支付總量偏高的重要原因。

客觀上，川西高原南部的大小涼山等地區地形復雜，多山地高原，自然條件限制了大規模工業和農業發展。

主觀上，四川推行強省會戰略具有必然性，若不打造成都這一核心增長極，省內人口可能會大量外流至廣深等沿海城市。

成都的崛起為省內勞動力提供了就近就業機會，即便收入相對較低，但生活成本也更為可控，對全省經濟發展具有積極意義，2024年9月，四川日報及四川省政府均明確表示將繼續推進強省會戰略。

黑龍江、云南、廣東等省份同樣存在內部發展不平衡問題，核心原因多為省會或核心城市一家獨大。

廣東形成了“兩個超強城市帶動兩個重要城市，再輻射17個中小城市”的格局，珠三角與非珠三角地區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發展圈層。

南方日報曾報道，廣東為帶動非珠三角地區發展，推出產業轉移園、對口幫扶等一系列政策，全力打破地形帶來的發展壁壘。

廣東山地占比32.9%，丘陵占25%，平原僅占22.7%，地形限制了非珠三角地區發展，可以說 “全國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是廣東發展的真實寫照，與廣東不同，江蘇是國內區域發展相對均衡的省份。

其平原占比達86.9%，位居全國第一，為全域發展提供良好基礎，加上省會南京話語權相對較弱，歷史上蘇州、揚州等城市均曾擔任過省會，多元格局促進了區域均衡發展。

目前江蘇13個地級市全部躋身全國百強，其中6個城市GDP突破萬億元，這種“全域強”的局面在全國罕見，海南、貴州則屬于“弱均衡”，核心原因是整體發展水平相對滯后。

人民日報曾報道貴州借助大數據產業實現彎道超車的案例，但全省整體發展水平仍有待提升，河北的發展均衡性則較為尷尬，其平原占比達43.4%，位居全國第四，具備良好發展基礎。

但河北中間被北京、天津分割，導致南北區域聯系不暢，均衡發展更多是被迫形成的，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河北發展的特殊性。

這些數據和案例的呈現，并非要制造地域對立，而是希望大家更清晰地看到各地發展的真實情況。

除上述提及的省份外，內蒙古、河南等省份的發展不平衡也有其獨特成因，歡迎在不引發地域對立的前提下展開討論。

其實不管是省內差距還是區域差距，都不是不可調和的。國家通過轉移支付等一系列政策持續發力，各地也在結合自身優勢尋找發展路徑。

從東部的轉型升級到西部的開發開放，從東北的振興發展到中部的崛起奮進，每個地區都在為共同富裕的目標努力。

地域沒有優劣之分，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價值。東部的繁華、西部的遼闊、北部的厚重、南部的活力，共同構成了中國發展的全貌。

相信隨著協同發展戰略的不斷推進，區域差距會逐步縮小，每個地區都能綻放屬于自己的光彩。

這種各展所長、協同共進的發展態勢，正是中國經濟韌性的核心體現，也必將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