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晚年坦言：很懷念建國初的民主時光，后來很多同志不敢講真話

1964年秋，一份關于沿海港口改擴建的文件被送進中南海，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谷牧在扉頁上寫下兩行字：“問題不在技術，而在氣魄。怕什么？先說真話再找方案。”三十多年后，他躺在病榻上，再次提起那幾行批注，“當年有膽子提意見，是因為我趕上了一個能說真話的開頭”。

往前追溯，1932年7月，十八歲的谷牧在哈爾濱秘密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東北的酷寒與白色恐怖并沒有阻住他的腳步，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他一路跟著115師奔走，到1949年迎來新中國時，他已經三十五歲。年輕、倔強，又兼具務實作風，這是毛澤東注意到他的第一印象。

1952年2月，毛澤東視察濟南。午餐席間，主席夾起一塊鯉魚笑問：“淡水魚比海魚香，你同意嗎？”年僅三十八歲的濟南市委第一書記谷牧放下筷子答：“主席，我更偏愛黃海的鲅魚，肉緊味足。”桌上一陣輕笑，隨即雙方把話題引向王明路線的歷史評價。谷牧直截了當：“說黨組織百分之百毀于敵區，不合實際。”毛澤東吸著煙，半晌僅回一句：“政治很復雜，慢慢談。”那頓飯，從魚味聊到路線，氣氛活絡得像戰友茶敘。谷牧多年后說：“那是真正的民主空氣，誰都敢頂嘴。”

然而風向確實變了。1957年反右風暴卷起時，很多熟識的同事突然沉默，連茶歇間都只談天氣。谷牧整理材料時曾在紙角寫下“沉默比批評更可怕”八個字，然后劃掉。他清楚，這幾年再拿濟南飯桌上的語氣去“頂”，就不是冒險而是莽撞。

十年特殊時期，對他而言更像走鋼絲。1966年初夏，一場會議上，有人將他列為“經濟領域保皇派”，周恩來當場說道：“國務院不能沒這幾個人運轉。”會后，總理把谷牧、余秋里等人安排到西花廳附近，方便亦是保護。谷牧悄悄問：“總理，住這兒真合適嗎？”周恩來輕聲回：“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簡單一句，等于給他們套上最后的護身符。

住進西花廳后，谷牧并未閑著。他跑遍秦皇島、大連、連云港，記錄泊位深度、岸線長度，還畫了幾十張草圖。局勢愈發緊張，他反而在“下放考察”中找到了喘息。日記里一句話頗為辛辣：“真理爭不過口號時，就先把數據攢足了。”

1975年1月，谷牧五十七歲，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三年后，鄧小平恢復領導工作，強調“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谷牧聽后只回一句：“得先看看差距有多大。”

1978年5月至6月，他率團考察法國、英國、西德、瑞士、意大利。巴黎戴高樂機場自動行李傳送帶、倫敦地鐵電子檢票系統讓他驚嘆不已。返京匯報時，他拿出一張對比表：“工業自動化落后西方二十年，管理理念落后十五年；不引進，不可能追平。”鄧小平點頭：“用開放來倒逼改革。”后來不少文件提到“是否可行”四個字，這正是谷牧在歐洲揣摩出的關鍵詞。

1979年，中央決定設立經濟特區。方案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連夜修改，谷牧一句“再晚就搶不過香港的時間差”讓會議提前拍板。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城名單敲定，他成了“總工程師”一樣的人物。到1988年離任前，他赴深圳調研二十余次，最長的一次在蛇口待了整整十九天。周末深夜，他常站在大鏟灣碼頭看集裝箱吊裝，一邊嘟囔：“喂，哪位把吊裝效率再提5%，獎金我來批。”現場工人后來才知道，那個穿舊夾克的老人是副總理。

1993年，谷牧七十四歲，卸下公職。雖然不再主管經濟，但凡途經深圳，他依舊會臨時拐進深南大道，“想瞧瞧當年簽字的地塊變成啥模樣”。偶爾有人追著問：“老領導，當年特區要是失敗呢？”谷牧哈哈一笑：“怕失敗就別干革命，不是嗎？”這番口語化的戲謔，背后卻藏著多年不變的原則——先把話挑明，事情才有轉圜空間。

談起建國初那段“敢說敢辯”的記憶，他常舉1952年的飯桌故事作例。晚年對學生感慨：“說真話，風險其實分兩種：一種來自外部壓力，一種來自自己畏懼。可惜后者更頑固。”

2009年6月6日，谷牧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歲。留在書桌上最后一頁日記寫著：“今天身體欠佳，先停筆。某些問題，還是得有人繼續講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