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參考來源：《聶榮臻回憶錄》《沙飛攝影全集》《晉察冀畫報史料》等相關文獻
部分章節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請理性閱讀
1950年3月4日清晨，石家莊郊外的荒地上，寒風呼嘯。
一名身穿新軍裝的中年男子被押解至此，軍裝上沒有領章帽徽。
他神態自若，步履堅定，左手習慣性地按了按胸前的衣兜，那里藏著一個小鐵盒，里面是他用蠟紙層層包裹的寶貝——14張魯迅照片的底片。
兩名持槍軍人立正，向他敬了最后一個軍禮，槍聲響起，這個38歲的男人倒在了黃土地上。
行刑的軍人走上前，輕輕將他翻轉過來，用紗布擦去臉上的血跡與黃土，正了正軍帽，整了整軍服。
隨后，一輛馬車駛來，車上載著一口新棺材，棺內鋪著綠色軍毯。
這個男人名叫沙飛，原名司徒傳，晉察冀軍區新聞攝影科科長，《晉察冀畫報》創辦人，華北軍區正師級干部。
下達處決命令的，正是他曾經最敬重的聶榮臻元帥。
就在行刑前一天，聶榮臻簽署完判決書后，沉默良久，突然對工作人員說了一句話。
這句話里飽含著無奈、痛心與不舍，那句話至今仍讓人動容。
從戰地攝影師到階下囚，從聶榮臻最器重的部下到被槍決的罪犯，沙飛的人生在短短幾年間經歷了怎樣的變故，這背后又隱藏著怎樣令人唏噓的真相。
【一】那個為魯迅拍照的廣東青年
1912年5月5日，廣東開平一個藥商家庭迎來了一個男嬰，取名司徒傳。
這個孩子從小就顯露出與眾不同的氣質，敏感、熱情、充滿理想主義色彩。
父親司徒偉是位開明的商人，經常向子女灌輸愛國思想，在廣州這個民主革命的搖籃里，少年司徒傳度過了他的學生時代。
那個年代的廣州，正經歷著思想的巨變。五四運動的余波還在激蕩，新文化運動的思潮席卷而來。
司徒傳如饑似渴地閱讀著魯迅的小說、郭沫若的詩歌，這些作品在他心中埋下了反抗與自由的種子。
14歲那年，司徒傳從廣東省無線電學校畢業，彼時正值北伐戰爭，這個少年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投筆從戎。
他加入北伐軍，成為一名電臺報務員。
從廣州到上海，從寧波到濟南，再到北京，5年的軍旅生涯讓這個廣東少年見識了大半個中國。
他看到了軍閥混戰下民不聊生的景象，看到了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土地上的橫行霸道，也看到了普通百姓在苦難中的掙扎。
北伐勝利后，司徒傳在廣西梧州軍用電臺駐扎了3年。這段相對平靜的日子里，他開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
電臺工作雖然穩定，可他總覺得應該做些更有意義的事情。
1932年，20歲的司徒傳調到汕頭電臺擔任特級報務員。月薪150大洋，在那個年代稱得上是高收入了。
工作之余，他喜歡泡在圖書館里，把能買到的魯迅著作全看了個遍。
他對同事說，將來要像魯迅一樣當文學家，對不公平、不合理的社會發出吶喊。
他喜歡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在電臺，司徒傳結識了同事王輝。兩個年輕人有著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很快相知相戀，組成了家庭。
婚后不久，司徒傳為蜜月旅行購買了一臺照相機，本來只是想留下些紀念，沒想到這臺相機卻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
起初，司徒傳只是拍攝家人和朋友，可慢慢地，他的鏡頭轉向了社會底層。
汕頭雖然是個商埠，可在日本侵略勢力的籠罩下，百姓生活艱難。
他拍攝了在饑餓中掙扎的人力車夫、流離失所的災民、呼號求乞的盲人、骨瘦如柴的流浪兒、疲于奔命的碼頭工人。
這些照片充滿了人道主義關懷，也記錄下了那個時代的苦難。
他的朋友李樺、張望喜歡木刻，與魯迅有聯系。通過他們，司徒傳了解到，攝影可以成為喚醒民眾的武器。
他讀到了魯迅介紹的外國攝影作品，看到了那些震撼人心的紀實照片，心中萌生了一個強烈的念頭——要用相機記錄歷史，記錄時代，用鏡頭展現社會和國家的真實面貌。
1936年初，司徒傳看到西方雜志關于奧匈帝國菲迪南大公遇刺的圖片報道，深受觸動。
他決定以報道攝影為終生事業，要用照相機記錄歷史。王輝對丈夫搞攝影很支持，經常從家里拿錢讓他去買更好的器材。
為了沖洗放大照片，司徒傳專門在家里搞了個暗房，王輝經常幫他沖印，是他作品的第一個觀眾。
可當司徒傳提出要辭去工作，專門搞攝影時，王輝堅決反對了。
她認為電臺工作是正當職業，攝影只能是業余愛好，不能以此謀生。
她對丈夫說，你可以不管我，不管兩個孩子，可你的父母、你的弟妹總要管吧。
司徒傳的父母也不贊成他專門搞攝影，覺得這不是正經營生。
可司徒傳心意已決，他覺得國家正處在危難之中，自己應該用手中的相機為民族做點什么。
1936年8月，他不顧家人反對，向電臺請假，只身前往上海。
離開汕頭那天，王輝送他到碼頭，兩人都沒有想到，這一別竟是長達8年的分離。
1936年9月，司徒傳來到上海，加入了上海黑白影社。
10月，他聽說第二屆全國木刻展覽會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舉辦，魯迅先生會去參觀。這是他夢寐以求的機會——見到自己的精神導師。
10月8日，經朋友青年木刻家黃新波介紹，司徒傳進入展會，一直等到最后一日，終于見到了魯迅先生。
當時魯迅已經病重，臉色蒼白，可依然堅持來參加展覽，與青年木刻家們暢談。
司徒傳舉起相機，拍下了魯迅生前最后的留影。
照片中，魯迅坐在林夫、曹白、白危、陳煙橋等青年木刻家中間，神態安詳而堅定。
僅僅11天后，1936年10月19日清晨5時25分，魯迅在上海大陸新村9號寓所因肺結核病逝世，終年55歲。
噩耗傳來，整個中國都震驚了。司徒傳得知消息后，立即帶著相機趕往魯迅寓所。
他在魯迅遺體前深鞠三躬，然后用相機記錄了魯迅葬禮的全過程。
這些照片發表在《良友》《時代》等刊物上，引起了巨大反響。
司徒傳第一次使用了"沙飛"這個筆名——飛向自由的沙子。這個名字，承載了他對自由的向往，對理想的追求。
魯迅的逝世對沙飛觸動極深。
他把這14張底片視為生命中最珍貴的東西，用蠟紙層層包裹，裝在一個小鐵盒里，無論走到哪里都隨身攜帶。
魯迅成為了他的精神導師，也成為了他一生追隨的目標。
1936年12月，沙飛回到廣州，靠借錢舉辦了自己的首個影展。
1937年6月，他又在桂林舉辦了第二次影展，作品主題都是反映社會底層民眾的苦難，呼吁抗日救亡。
這些影展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也讓沙飛的名字開始在攝影界傳播開來。
【二】從戰地攝影師到畫報社主任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
沙飛剛剛在桂林成功舉辦了影展，聽到消息后立即做出決定——北上，到抗日前線去。
他帶著魯迅的照片底片、朋友們捐助的攝影器材，只身奔赴華北。
8月底，沙飛到達山西省會太原，在李公樸成立的全民通訊社擔任攝影記者。
9月，八路軍115師在平型關取得大捷，這是全面抗戰以來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沙飛作為記者，趕往前線采訪。
在采訪中，沙飛第一次見到了時任115師政治委員的聶榮臻。
這次采訪持續了兩個星期，沙飛拍攝了大量反映八路軍英勇作戰的照片。
他深入了解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也更加堅定了投身革命的信念。
聶榮臻很快發現了沙飛的攝影才華和堅定的理想。
八路軍迫切需要有經驗的攝影記者，用照片向全國和全世界展示抗日戰爭的真實情況。
采訪結束后，沙飛主動找到聶榮臻，提出想成為八路軍的專職新聞攝影記者。
聶榮臻當即同意，還送給沙飛一臺自己珍藏的"韋爾脫"相機。
聶榮臻笑著說，南方人到北方來，北方風沙大，漫天飛舞，不怕風沙迷眼嗎?
沙飛當即回答，為了抗日，什么都不怕。這臺相機后來陪伴沙飛走過了整個抗戰歲月，拍攝出無數經典照片。
1937年10月，在河北阜平，經聶榮臻批準，沙飛正式加入八路軍，由司徒傳正式改名為沙飛，成為共產黨部隊第一位專職新聞攝影記者。
12月，他到晉察冀軍區《抗敵報》編輯部任副主任。
聶榮臻將沙飛介紹給晉察冀軍區一分區司令員楊成武。
楊成武對沙飛的到來非常歡迎，告訴他，到部隊要過的第一關就是學會騎馬，因為八路軍打的是游擊戰，要不停地運動。
沙飛是個南方文人，從未騎過馬。起初一上馬就摔下來，可他從不放棄，憑著頑強的毅力反復練習。
楊成武派了個警衛員保護著他，可沙飛堅持要自己學會。經過一段時間的苦練，他終于掌握了這項技能，可以隨部隊馳騁疆場了。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沙飛跟著楊成武采訪拍攝。
他拍攝了《沙原鐵騎》，記錄下八路軍鐵騎沖破平型關、長驅出擊的壯觀場面；他拍攝了《不到長城非好漢》，展現了八路軍戰士在古長城上打擊侵略者的英姿；他拍攝了《收復紫荊關》，定格了戰士們勝利的瞬間。
這些照片充滿了戰斗的激情，也展現了中國軍隊的抗戰決心。
1937年底，沙飛在河北正式成為八路軍的一員。
他用照相機拍攝八路軍戰斗的場景，拍攝日寇暴行的證據，拍攝抗日根據地軍民的生產生活。
他的鏡頭記錄下了那個時代最真實的畫面，也記錄下了中華民族的一段悲壯歷史。
1938年5月，沙飛因身體不適住進山西五臺縣耿鎮河北村的晉察冀軍區衛生部衛生所休養。
長期的戰地采訪，加上北方的氣候，讓這個廣東人的身體吃不消了。
6月的一天，加拿大醫生白求恩率領醫療隊來到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駐地，與正在休養的沙飛相遇。
兩人都是攝影愛好者，很快就成為摯友。
白求恩很欣賞沙飛的照片，希望從他那里學到照片沖洗技術，沙飛的英文不錯，兩人交流起來毫無障礙，結下了深厚友情。
沙飛為白求恩拍攝了大量照片。
《白求恩大夫在手術中》記錄了白求恩全神貫注救治傷員的感人瞬間；《白求恩與聶榮臻接受廣州〈救亡日報〉記者采訪》定格了兩位國際主義戰士的交流；《在山西五臺縣，白求恩與自衛隊員在一起》展現了白求恩與中國軍民的友誼。
這些照片不僅記錄了白求恩的工作，也捕捉到了他自由不羈的性格。
1939年春節，沙飛在蛟潭莊街頭舉辦照片展，白求恩專程來捧場。
兩個人一起探討攝影技術，交流對戰爭與人性的思考。那是沙飛最快樂的日子之一，可這樣的日子沒能持續太久。
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在河北唐縣黃石口村因手術感染不幸去世。
沙飛聞訊連夜趕來告別，在悲傷中拍攝了白求恩的遺容。白求恩在寫給聶榮臻的遺書中特別交代：相機給沙飛。
沙飛用白求恩遺贈的這臺萊丁娜相機，繼續記錄著抗日戰爭的歷史。
1939年2月，晉察冀軍區設立新聞攝影科，這是中國革命攝影事業中第一個正式機構，沙飛任科長。
這個科規模不大，可承擔的任務卻很重——用照片記錄根據地的建設，宣傳八路軍的抗戰事跡，向全國和全世界展示敵后根據地的真實情況。
同月，沙飛在晉察冀軍區駐地冀西平山蛟潭莊舉辦了第一次新聞照片展覽。
來參觀的人像趕廟會一樣，十分熱鬧。
老百姓大多沒見過照片，看到墻上那些真實的戰斗場面、生產場景，都感到非常新奇和震撼。
這次展覽讓沙飛深受啟發。他一直有個想法——創辦一本畫報。
單靠展覽，受眾有限，傳播范圍也窄。如果能出版畫報，就能讓更多的人看到這些照片，讓抗戰的真實情況傳播得更廣。
沙飛把這個想法向聶榮臻匯報。當時晉察冀邊區條件極其艱苦，八路軍有時連飯都吃不飽，辦畫報談何容易。
可聶榮臻認同沙飛的想法，決定支持他辦畫報。有了司令員的支持，沙飛干勁十足，開始了艱苦的籌備工作。
辦畫報最大的難題是印刷。當時根據地沒有現代化的印刷設備，沙飛他們只能從零開始，自己研究照相制版技術。
1941年4月，經過前期艱苦的試驗，照相制版終于成功。
《抗敵三日刊》第四版在4月14日正式刊登了試驗成功的第一幅新聞照片，上邊特別注明"銅版插圖"字樣，這是晉察冀報紙上發表的第一幅新聞照片。
有了印刷技術，畫報的籌備工作加快了進程。1942年，聶榮臻正式批準成立《晉察冀畫報》社，社部設在平山縣碾盤溝村。
報社共120余人，沙飛任主任，羅光達、石少華先后任副主任，趙烈任指導員。
社部下設編輯科、攝影科、材料供應科、秘書室、印刷廠，其中攝影科規模最大，有30多人。
【三】那些永恒的鏡頭
1942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誕生21周年的當天，畫報社工人裝訂了第一本創刊號畫報，向黨獻禮。
7月7日，《晉察冀畫報》正式創刊，這一天是全面抗戰爆發5周年紀念日。
聶榮臻為創刊號親筆題詞：五年抗戰，晉察冀的人們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實，都顯露在這小小的畫刊里。
它告訴了全國同胞，他們在敵后是如何英勇保衛著自己的祖國，同時也告訴全世界的正義人士，他們在東方，在如何的艱難困苦中抵抗著日寇強盜。
創刊號以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名義出版，印了1000本，刊登150多幅照片。
封面是彩色套版的八路軍挺進長城照片，封底是鐵騎兵照片，都是沙飛的作品。
首期畫報全面反映了晉察冀邊區抗戰5年來的戰斗和建設成就，包括八路軍收復淶源、蔚縣、喜峰口、平型關、紫荊關等城鎮要隘，黃土嶺戰斗、大龍華戰斗、百團大戰、陳莊戰斗等重大戰役。
邊區子弟兵的戰斗生活，狼牙山五壯士的英勇事跡，群眾支前、青年參軍的場面，軍民魚水情深，邊區生產運動和民主政權建設，還有對日寇暴行的控訴，八路軍優待俘虜，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活動，白求恩在邊區的生活，以及聶榮臻和被營救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的珍貴鏡頭。
創辦畫報的過程異常艱苦。
沙飛的學生張進學回憶，1942年初，發現第一期畫報照片不夠，從1月至5月，他陪沙飛去阜平、曲陽、行唐、靈壽進行采訪。
當年5月到7月，張進學與沙飛一起編輯第一期畫報。
當時沒有暗房，放大照片需要利用日光，天很熱，曝光有時一張要一個小時，滿頭大汗，一天只能放大三四張。
沙飛是廣東人，不怕熱，可他體質不好，失眠很厲害，往往夜很深才睡覺。
他有胃病，肺也不好，可畫報社很多事都是他張羅，什么都管，身體越來越不行。
有一次回來路上，患有肺結核的沙飛吐血了，他躺在床上還在寫采訪文章《滾滾的滹沱河》。
碾盤溝村的幾處平房，就是畫報社人當時工作生活的地方。當時邊區糧食緊缺，包括沙飛在內的很多人餓得身體都浮腫了。
畫報社成員既是攝影師，也是戰士，上前線時他們同時帶著槍和照相機，在戰火中摸索、學習攝影。
每次去前線拍攝之前，他們會換上新鞋，這個舉動意義重大——做好了回不來的打算。
1940年8月，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沙飛在正太鐵路井陘煤礦打掃戰場時，發現了兩個日本孩子。
他們的父母都在戰爭中喪命，成了孤兒。聶榮臻得知后，決定收養這兩個孩子，像父親一樣照料他們。
在將孩子送回日本之前，沙飛抓住時機，拍下了聶榮臻與日本小姑娘美穗子手拉手的珍貴照片。
照片中，聶榮臻慈祥地看著小女孩，小女孩信任地拉著他的手，這張照片后來成為中日友好的歷史見證，在中日關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3年12月，畫報社接到日軍掃蕩的情報，戰士們立刻組織轉移底片。這些底片是畫報社最珍貴的財富，也是沙飛的生命。
沙飛制定了嚴格的底片管理制度，要求"人在底片在"，寧可犧牲生命，也要保護好這些珍貴的歷史資料。
正是因為這種精神，大批珍貴的歷史影像才得以保存下來。
八年抗戰，沙飛和他的戰友們拍攝了數以萬計的照片。
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根據地的戰地攝影工作中，犧牲的攝影戰士有宋平安、董輝、吳亞夫、劉殿奎、李乃、榮啟明、韓彬生、何學博、席相波、劉土珍等十多人。
他們用生命和鮮血，換來了一批經久不衰的紅色影像。
沙飛始終把那個裝有魯迅照片底片的小鐵盒貼身攜帶，有時放在上衣左口袋，有時放在皮包里。
鐵盒磨損得很厲害，可他從不離身。
盒子里除了魯迅照片底片，還有晉察冀參議員證書、八路軍總部委任他為全軍特派記者的委任狀、妻子王輝的信，以及一些重要資料。
這個小鐵盒，承載著沙飛的信仰、理想與情感，是他精神世界的寄托。
【四】戰爭在身體里留下的傷痕
八年抗戰，沙飛拍攝了無數戰爭場面。他見證了日軍的殘暴，見證了同胞的苦難，見證了無數生離死別。
那些畫面深深烙印在他的腦海中，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
1948年5月，36歲的沙飛積勞成疾，住進石家莊白求恩和平醫院療養。
長期的勞累、營養不良，加上肺結核的折磨，他的身體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更嚴重的是，戰爭給他心理留下的創傷開始顯現。
醫院里有不少留用的日本醫護人員，這些人大多是戰后留在中國的友好人士，為新中國的醫療事業做出了貢獻。
可沙飛看到他們，腦海中就會浮現出日軍屠殺中國百姓的場景，浮現出那些在戰爭中犧牲的戰友。
他開始對身邊的日本醫護人員產生懷疑，覺得他們可能是日本特務，要用化學藥物、細菌來謀害他。
他多次對家人說：日本醫生害死了魯迅，現在又要來害我。這種想法在他腦海中越來越強烈，無法消除。
1949年底，沙飛的妻子王輝調到人民銀行總行工作，她找了領導，希望把沙飛轉到北京醫治。可還沒來得及辦理轉院，悲劇就發生了。
為沙飛主要診治工作的，是和平醫院的日籍主任醫師津澤勝。
津澤勝是一位醫術精湛、對中國友好的醫生，戰后主動留在中國，為解放軍傷病員治療。可在沙飛眼中，津澤勝的每一個舉動都充滿了惡意。
沙飛的病情一直沒有好轉，他更加堅信津澤勝在暗中下毒。
他反復向人控訴，說津澤勝是日本特務，要用化學藥物害他，就像當年害死魯迅一樣。
可醫院檢查認為沙飛神經健全，沒有發現精神方面的問題。
1949年12月15日，那是一個普通的冬日。津澤勝像往常一樣來查房，剛走進病房，沙飛突然從警衛員腰間奪過手槍，對著津澤勝連開兩槍。
第一槍擦肩而過，第二槍擊中了頭部。津澤勝當場倒地，搶救無效死亡。
沙飛被華北軍區立即逮捕，關押在石家莊華北軍政大學軍法處。他對著認識的朋友說：我打死日本鬼子了。
隨后，他不但沒有懺悔，反而寫下《血的控訴》等多份材料，控告津澤勝企圖用化學藥物、細菌謀害他。
消息傳到聶榮臻那里，這位一向溫和的元帥震驚了。
他立即提出：沙飛精神是否正常?可當時的醫療條件有限，醫院的檢查結論是沙飛神經健全。
更復雜的是，醫院中的日本醫護人員集體向上級施壓，要求嚴懲兇手。
1950年1月10日，華北軍區政治部決定開除沙飛黨籍。2月24日，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以"蓄意謀害"罪判處沙飛死刑。
判決書送到聶榮臻面前時，他的手在顫抖。
眼前這個人，曾經是他最器重的戰地攝影師，是跟他一起從戰火中走出來的戰友，是為中國革命攝影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開拓者。
聶榮臻拿起筆，筆尖在判決書上停留了很久。
他想起了平型關大捷后初識沙飛時的情景，想起了沙飛拍攝的那些珍貴照片，想起了畫報社創刊時的喜悅……可如今，他卻要親手簽下這個戰友的死刑令。
簽完字后，聶榮臻沉默了很久，突然抬起頭，眼眶微紅地對工作人員說了一句話。
這句話里飽含著痛惜、無奈與不舍，那句話傳出后，在場的人無不動容。
當張致祥軍法處長向沙飛宣讀判決書時，沙飛沉默良久，最后只是請求看一下判決書上的簽字。
當他看到聶榮臻的簽名時，眼淚奪眶而出。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不過是打死了一個日本特務，怎么會落到這個地步。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看守人員對沙飛進行搜查，從他貼身的襯衫兜中發現了那個用蠟紙層層包裹的小鐵盒，里面放著魯迅遺像的底片。
看守要拿走，沙飛死死捂住衣兜，大吼道：這是我自己的東西，這是我參加革命前自己的東西!
1950年3月3日夜晚，沙飛在囚室里度過了人生最后一夜。他把胡子刮了，把新衣服穿上。
翌日清晨，石家莊郊外的荒地上，槍聲響起時，那個小鐵盒還緊緊貼在沙飛的胸口。
正當人們以為這樁悲劇就此落幕時，一份由華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張致祥簽署的內部文件卻在數日后送到了沙飛妻子王輝手中，文件中記載的三條決定，讓所有知情者陷入了長久的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