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南博《江南春》有關的徐鶯是誰？龐家和南博院之間的關鍵人物？

“徐鶯是誰”，燈一照上來，人群安靜，綠旗袍站在卷前，手勢輕，語速穩，說起“我曾外祖父龐贊臣如何給龐萊臣打理家業、執行遺囑”，聽上去像老照片里走出來的口吻，話沒硬邊，鏡頭跟著走，側影留住，龐叔令看完視頻，翻宗譜，指頭一頁頁抹過去，沒找到“龐贊臣”三個字，家譜里空出一塊，像白地。

龐萊臣走到1951年，藏品傳給龐增和，1959年一批書畫去了南京博物院，名單里有仇英《江南春》，一紙獎狀掛墻，庫房那邊卷子起落，1961年鑒定組看了寫“偽作”，1997年以“不夠館藏標準”作價撥給省文物總店，2001年柜臺發票寫著“仿仇英山水卷”，6800元成交，龐家這邊沒動靜，等到2006年藝蘭齋玻璃燈下擺“鎮館之寶——仇英《江南春》真跡”，龐叔令心里一哆嗦，祖父捐出去的卷子，換了名字站中間，電話打出去，官司點燃，徐鶯這時浮上來，被稱作“龐氏后人”。

展覽籌備階段，需要一個能講故事的人，會議室里她拿出一沓泛黃“家信”和照片，低音，穩句，往桌上一擺，細節連著細節，“龐萊臣晚年耳背，由龐贊臣代筆回信”，又說“賬本在龐贊臣手里，在北市絲業會館事事順著走”，遺囑時遞筆遞印泥，鏡頭很吃這套，觀眾口耳相傳，新聞頁面刷新，龐叔令回到老宗譜邊翻邊記，龐氏家名條分縷析，頁里還是沒有那個人名，“曾外孫女”成了無源之水。

法庭里人沒到，留下一段錄音，童年聽外婆說“龐贊臣是影子”，家里大事小事都由他穿針引線，法官問出生證明、戶籍謄本，答得虛，抗戰逃難，檔案散了，再追問，掛斷，龐鷗在庭上承認，最初選人講述，只靠業內口碑，未做嚴格血緣核查，這一句落地，龐叔令抓住，展冊里寫“龐家后人生活拮據，靠變賣祖產度日”，再有“后人”站臺，指向直沖龐增和，2016年7月，蘇州吳中法院判決，南博與龐鷗侵害名譽權，在《蘇州日報》刊文道歉，精神撫慰金五萬元，判決書里人的名字隱去，只寫“相關人員”，鋒利的注腳留在尾頁。

初見那回，龐鷗說得清楚，皮包里拿出一方舊印，方寸有缺，青田石被手摸得發亮，聲稱是“虛齋”的舊物，外婆傳下來，他沒敢接，拍照，拓出來四字不是“虛齋珍玩”，落成“鶴巢眼福”，刀感晚近，和龐氏常用印譜對不上，“堂房祖印，自然不同”，一句話把疑問擱回盒里，照片發到南京篆刻研究會，回信八個字，“印文粗俗，刀法晚近”，這方印鎖進檔案柜，標簽簡單，沒人再提。

街巷里的舊聞也有人記得，夫子廟那頭的小攤，1990年代她自稱“徐小姐”，收民國絲繡與信札，嘴上工夫過關，一方普通閑章能講出來歷，遇到質疑就說祖上跟龐家做生意，老爺賞的，攤位后面墻上有一幅“江南春”印刷品，玻璃有裂，口紅描過，遠遠看過去像新掛的畫，住在白鷺洲的幽巷，門牌常換，鄰里走散，后來那條巷子改景觀步道，人也找不見。

往檔案里翻，1959年捐贈清單編號“南博59·仇·17”，對應《江南春》，旁邊夾著一頁鋼筆備注，寫“1932年狄思威路購得，價銀一千二百兩”，落款“經手人姚遷”，字跡穩，姚遷之后在南博任副院長，也把《松泉圖》登記到陶白名下，一條線串起來，姚遷—龐增和—《江南春》—徐鶯，漣漪一圈圈往外推，圓心下沉，水面平靜，家里人最想不通的問題掛在口邊，普通“故事家”怎樣走上國家級展臺，話筒是誰遞的，整改流程有了，推手的名字不再被問。

2020年冬，山塘街的碑拓鋪里碰到姓陸的老人，曾在藝蘭齋做裝裱，說2005年見過她，陪一個上海買家來看《江南春》，狐領大衣，嘴里還是那些舊事，陸師傅負責開卷，卷尾陳鎏題跋處舊裂，羊毫輕掃，手不敢壓，徐鶯湊近點，說那處題跋是當年龐贊臣請人仿，筆鋒弱，問她怎么知道，笑，不答，遞過一張香水名片，“徐鶯”兩字，背后印著“啼鶯舞燕，小橋流水飛紅”，十年里沒再見，新聞里看到“龐氏后人徐鶯”，前因后事就連上了。

捐贈清單、發票字樣、展覽口述、法庭錄音，線頭一把握在手里，越抻越長，“江南春”被卷進來，“后人”被卷進來，“鑒定”被卷進來，現場的燈光冷，庫房的標簽白，檔案能復核，時間也能復核，人名卻像水面倒影，走一步虛一步，誰都看得見形，伸手摸不著邊。

徐鶯是誰，像遠山，近看是墨線，退后又成煙，書商眼里的“徐小姐”，策展人聽到的“曾外孫女”，案卷里的“相關人員”，在流量里被快速消費的一個符號，龐家的后人還在追索祖父遺墨，南博的庫房里還有待鑒定的虛齋舊藏，那次把她推上前臺的展，也撤了，只在網頁角落留一張小圖，她側身，指尖點在畫卷邊，像是要撥開江南的晨霧，畫外的人只看見霧更深。

故事停在這里不算止步，更像一個提醒，細節可以被反復描摹，手法可以更謹慎，身份要實證，流程要留痕，博物館的燈會更亮，檔案的頁會更清，《江南春》在，研究就在，今天做清楚今天的事，明天的頁碼也就好翻。